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洪有昌成为远近闻名的“刁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按辈份我叫他叔。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厚实、不愿出风头的人，怎么成了远近闻名的“刁民”？
       说他是“刁民”，是因为他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种他的责任田，竟跑到北京去告状，还常到乡里“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最典型的做法是在农历逢“二五八”赶墟的日子，快到吃午饭时候，他就和几个村民一同到乡政府食堂去，自己把菜端上桌，拿上自带的酒边吃边喝，吃得高兴还要划起拳来。据说，他们往往酒足饭饱摸摸嘴巴之后，还要把盘子、碗一个个反扣倒在桌子上，然后扬长而去。乡领导对他们是避而不见，显得十分无奈。最使乡政府难堪的是，上面来了领导，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把炒给领导吃的佳肴端上桌猛吃，还要找上面来的领导声色俱厉地“控诉”乡干部的种种罪状。
       这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农民怎么会变得如此嚣张？乡干部对他何以听其自然？有一句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乡干部没有什么被他捏着，我想决不会让他如此“胡作非为”。
       据说洪有昌第一次进京告状买过火车票，之后再也没有买过火车票，每次上车如果列车员要阻止他上车，他就会大声嚷道：“我还要买票？×××欠我们几千万元！”这个×××当然不是一般人物，而是顶级领导。人家列车员一听，就知道是老上访户又来了！那句话并不是洪有昌的发明，而是他到了北京一位好心人告诉他的，让他这位朴实的农民节省点血汗钱。
       并不是所有上访户都喜欢跑北京，千里迢迢跑北京即使坐车不用钱，总归要吃要住，家里的农田不种，上有老下有小要吃饭不？上访户一般都是从乡里开始的，因为路程越近能解决问题就越减少上访的成本。但是，越是近距离，越难解决，你是近距离，人家当干部的更是近距离接触，要是能解决问题，北京还能有成千上万的上访群众？
       或许听来你不会相信，为了能拿到一张表格，他竟从人们的胯下爬了５００多米。据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好不容易找到了国家信访部门，一进信访村就看到拥挤的长长队伍，原来是拿上访登记表，登记之后官员才会接待你的上访。当时他想，这么长的队伍就是到了下班也轮不到他填表，再摸摸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情急之下他就蹲下来往前爬。为了告倒村长，他却能如此不顾胯下之辱！
       其实洪有昌并不是因自己个人的事上访，而是他这个老实的农民渴望着正义，正义的冲动使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造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被征了地的农民只是拿到补偿的一小部分钱，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与村干部打官司，村干部用村里的钱送礼，而被征地的村民却是凑钱打官司。村民们想不通，按照政策、法律，他们官司是能赢的，可他们被法院判为败诉。而且村民告到北京，北京来人纠正了此案，人家承认判错了，村民们就是拿不到钱。于是村长得意洋洋说：“钱是我拿去送礼了，你们就是告到天涯海角也没用！”这个平时三个响雷也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洪有昌，听了村长蛮横的话愤怒了：“我就不相信这天下没有王法，我非要把你告倒！”村长说：“有昌，你有本事就去告，看你能咬我的……（省略的是村长让人作呕的脏话）。”俗话说：“佛争一根香，人争一口气。”于是这个朴实的农民就踏上了漫漫的上访路，大有不把“土皇帝”拉下马誓不罢休的“过分执著”。
       不能说洪有昌的上访没有起到作用，他的上访信上面批示下来了，据说县里还把乡领导训了一顿，要他们想办法解决。可乡里说不是乡政府不解决，是乡里拿不出钱来，于是村民们再次落空。洪有昌问乡干部，难道那些钱都是政府花了？否则为什么要乡政府拿？为什么不查那些钱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清查村里的账目？为什么不查村长？你们是不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管你怎么说，人家乡领导就是不搭理。
       洪有昌后来几次去北京上访，都是人还没到北京就被当地干部“请”了回来，人家不打你、不骂你，招待你好菜好饭，你在乡政府要吃可吃，要骂可骂，就是不让你再进京上访！
       ［河汉荐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