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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历来被认为是一个野蛮未经开化的匪区，外地人对湘西的印象很可能就是“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男子特别欢喜杀人。……地极险，人极蛮。……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湘西土匪在他们看来更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毫无人性的恶魔，是社会的渣滓。然而，作为湘西本土人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却对这种偏见不敢苟同，认为“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尤为重要的是，他以一个亲见、亲知、亲历的本乡人身份，在自己的作品中消解了外界对湘西人的偏见，运用饱蘸情感的笔墨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个真实、鲜活与富于浪漫气质的湘西土匪形象，并显示出不可忽略的文学意义与审美意义。
       与传统文人笔下的抢劫、残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土匪不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身上虽然也带有浓厚的草莽气息，但却大都具有维护正义、敢作敢为、讲究信义的优秀品质。和农民相比，落草为寇的湘西土匪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家园的流浪者。帮伙群聚的生活和靠勇猛拼杀夺取生活必需品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比土地上的农民多了一份超越地域关系的江湖义气和均贫富的患难思想。在《湘西·凤凰》中，沈从文用近乎赞美的口吻描写了“二十年闻名于川黔湘鄂边区凤凰人田三怒”。这个湘西一霸貌不惊人，“身材瘦黑而小，秀弱如一小学教员”。而正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在地方上却是一位“为友报仇，扶弱锄强”的正义的化身。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湘西汉子，年纪不到十岁就挑衅不端重的横蛮的屯垦军子弟；十五岁就为友报仇，砍下镖手的双手；二十岁已经成了“龙头大哥”。但他从不恃强凌弱——他懂得“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维护地方法纪，对自己的门下管教甚严；为人宽和，对他人酒后的辱骂并不放在心上……在沈从文笔下，田三怒这个湘西一霸并不因为自己有本事就飞扬跋扈，相反他在地方上充当着一个维护正义、惩恶扬善的侠客形象。他为友报仇，惩治坏人，尊重他人，充满了豪侠之气。其助手龙云飞也是“豪侠好客，待友以诚”的铁血男儿。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土匪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他们重义气，讲情意，惩恶扬善，视死如归，待人诚恳，他们身上充满着豪侠之气。正如刘洪涛所说：“沈从文笔下的各类人物，无论是悍匪、兵士……，都有较明确的道德风貌。”这些游侠者的身上散发着维护正义的英雄气息，显示了湘西人不羁生命中的人性美。
       除了维护正义、敢作敢为的侠义精神，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还具有温柔多情乃至敢于殉情的思想品质。在沈从文的笔下,土匪也是平凡的人,他们有善良的本性，他们野性又多情，他们也都懂得爱，而且比别人更渴望真爱，为了爱情他们可以做出任何牺牲，甚至自己的生命。《男子须知》主要讲述一个山大王以打家劫舍相威胁，又以钱财相诱，强娶宋家大妹为压寨夫人的故事。大妹妹婚前极其害怕，准备作出牺牲，终日以泪洗面；婚后却出乎她的意料，山大王表面既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狰狞可怕。大妹妹写信告诉表姐说到：“（山大王）什么事都能体贴，用极温柔驯善的颜色，侍奉我，听我所说，为我去办一切的事。（他对外是一只虎，谁都怕他；又聪明有学识，谁都敬他。）他在我面前却是一只羊，知媚它的主人是它的职务。他对我的忠实超过了我理想中情人的忠实。……”大妹妹在这样一个山大王身上得到了别的人不能得到的爱，幸福得只能用哭叫来表示生命的快适了。在这封信中，一个痴情、专一的男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湘西土匪的温情的一面令我们感动。散文《一个大王》中的刘云亭，则是一个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痴情种子。一支土著部队驻防川东，抓到一个美艳毒辣的女匪夭妹，曾做过汪洋大盗的弁目刘云亭为了女匪夭妹不惜铤而走险，预计救她出狱。后未遂女匪夭妹被斩首，刘云亭因此哭了七天。而后又因爱上了一洗衣妇而被杀害。刘云亭为了爱情而丢了性命，却也死得轰轰烈烈。这些涌动着生命原始魅力的湘西人，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他们可以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湘西·沅陵的人》中，一个山大王带兵围沅陵城，目的竟是为抢一个漂亮的女子周家夭妹。那女子已与成衣店的学徒定了婚，见到土匪，得知来意，见大王英俊标致，比自己的未婚夫强多了，就说：“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吃饭，我跟你走。”临走还不忘把装衣服嫁妆的箱子带走。山大王杀猪宰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英雄美人，可谓美满姻缘！事后其还不忘向岳父、岳母写信报告“夭妹安好，不用挂念”。这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大无畏的精神在《沈从文精选集·传奇不奇》中也得到了体现。一群土匪被官兵困在了山洞中，吹唢呐的五哥一方面为了结拜的情谊不忍舍弃弟兄自己逃命，一方面又为了心爱的女人而不得不做了卖客，最后“掼入洞壁左侧石缝中死去”，而他的女人巧秀肚里怀了他的毛毛幸存下来。这些土匪为了爱情从容赴死的精神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沈从文还注意到湘西土匪身上原始、强悍、雄强、心性的性格气质，再现了湘西人的古老文化精神。那种在他的笔下，湘西土匪作为生活在未经现代文明开垦的原始社会中的人物，他们身上同时也具有着与生俱来的原始自然性。《一个大王》中的大王刘云亭因被司令官救过一次，为报其救命之恩，“于是不再作山上的大王，到这行伍出身的司令官身边做了一个亲信”，伺候这司令官如同奴仆一样的忠实。在《虎雏》中，“我”将虎雏留在身边，本想让他接受都市教育，企图将他培养成一个“理想的完人”。然而事实却与理想相违背，过不多久，他便“打死一个人”，悄悄离我而去。在《虎雏再遇记》中，作者为这个小豹子后来的境遇做了补充，打架是他快乐的行径。如一个小豹子一般的乡下人“八岁里就用石头从高处掷坏了一个比他大过五岁的敌人”，在他十八岁时,就亲自放翻了六个敌人。作者这才明白一个人与身俱来的野蛮强悍的天性是任何文明都不能吞噬的。从这些土匪身上，我们看到湘西这块神秘的土地不仅仅只是一片怡然澄明、自然和谐的大自然,它还是一片充满蛮荒气息的原始土地。于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湘西人不仅有着淳朴善良的人性,同时也具有野性不羁的生命。在这些湘西土匪身上，我们也看到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些人物外表上拥有野蛮粗犷的力之美,内心深处则汹涌、躁动着旺盛强烈的原始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顽强、执拗、蓬勃,有时几乎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沈从文用漫叙的笔调从容落墨并融进自己生活的经验和情思，借用自己笔下的湘西土匪形象对湘西人不羁的生命力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塑造出湘西人独特的、近似完美的性格特点,向我们展示了湘西诡异、原始、浪漫的一面。
       在刻划湘西土匪真实形象、凸显湘西土匪身上的英雄、人性品质的同时，沈从文也没有忽略对产生湘西土匪的社会土壤的揭示。沈从文二三十年代的湘西，曾是中国苦难的一角。“在中国部分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尤其是苗族聚居地，……形成‘既无流官管束，又无土司治理’的局面。”而近代文明的入侵，官府的强加管制，官员的强取豪夺，军队的烧杀抢掠等等，更使得湘西人民深受其害。为了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力和做人的尊严，使得湘西儿女不得不奋起反抗，聚啸山林，成为反抗强权的绿林好汉。沈从文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由于受压迫的地位和原始社会的遗风，湘西人民的心理向两个极至发展——刚强的英雄心理和懦弱的忍让心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正是把这种懦弱的忍让心理和刚强的英雄心理结合起来的代表人物。《从文自传·一个大王》中的大王刘云亭，他的经历反映了湘西人民由懦弱的忍让心理向刚强的英雄心理转变的全过程，也给我们上演了一幕官逼民反的悲剧。刘云亭本来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良民，“为人又怕事又怕官”，及其懦弱忍让，却被外来的军人当成土匪胡乱枪决过一次，逃脱后的他被迫上山做了土匪，后来成了一个土匪大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军队驻扎在湘西，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和平，相反，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视人命如草芥，导演出了一幕幕官逼民反的悲剧。
       湘西土匪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性、野性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极大地丰富了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在历时大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今天重新翻阅这些作品时，从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所蕴含着的激情与力量，那对淳朴人性的赞美，对不羁生命的呼唤，同时也唤起人们对那个“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神秘湘西土地的向往。
       田频，中南民族大学2005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