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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
       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时期，你觉得契诃夫的小说是应该也极容易背诵下来的。温柔，忧郁，悄悄地清高一把，没完没了地眯着眼睛叹息。背诵这样的小说是一种享受。四十四岁就死了。但是甚至仅仅通过翻译，也赢得了那么多共鸣和神往，微笑和泪花。你好像看见过契诃夫，你好像听到过他的悲凉和文雅的声音。你无法想象，世界上，尤其是在革命前夜的俄罗斯，有一个这么样柔和，这么样善良，这么样羞怯，这么样天才和极端精致的男人、剧作家——小说家。戏剧与小说的排序，我是根据大美（不是大英）百科全书来写就的。
       “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Ъ”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
       契诃夫有点软弱，他害怕那种个子又高又自命为“有思想”的女人，可能还有男人。一个贩卖自己“有思想”的人，一个动不动给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戴上“思想者”的桂冠的同类，让人觉得矫情，或者嚼强，不知道这两种写法哪种更对。刘绍棠生前提起那些摆着思想家的架势写小说的人简直是深痛恶绝。虽不全面，事出有因。
       已经有许多人写到过雅尔塔契诃夫的故居了。我在2006年11月3日近午参观完马桑德腊酒窖后，来到这个故居，感觉很有些不同。
       马窖的酒可真香，有的还甜。喝法国葡萄酒主要是体验味觉的神奇，靠的是舌面，喝现在属于乌克兰的马桑德腊的酒靠的是鼻孔和舌尖。我早在1952年阅读巴甫连柯的《幸福》的时候，就对这一酒窖迷上了，他写得多么迷人。喝酒也要歌唱苏联，赞美俄罗斯，嘲笑美国人。可悲的是据说巴甫连柯的为人极糟，是一个害人者与告密者。品酒品得微醺，出访走得有点疲劳，天又下着忽大忽小的雨，阴沉沉，脚步也不轻松，毕竟是七十二岁的人，已经比契诃夫多活了二十八年。已经活了契诃夫的寿命的1.63倍。然后想起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青年时代，巴甫连柯，乌克兰，橙色革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车，顺着地面一势下台阶，到了：一切都是第一次，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都如同在梦中回到了青年时代，一切都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更淡漠了也是更留恋了。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他问，抱住头。‘应该怎样做呢？’”
       其实青年时代读这些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人生感受，没有阅读这种小说的基础。对于选择的困惑，种种的为难，负罪感与无奈感，尤其是这种有一个有思想的大高个妻子，有一群轻浮的女友，又有一个真正爱上了的陌生女人的生活，这怎么可能是王蒙所能理解通透的呢？但是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怎样做做呢，怎样做呢？这样的叹息让我无法忘怀。
       如今尝尽“应该怎样做呢”的拷问，我反而觉得离带小狗的女人渐行渐远了。
       契诃夫无论如何是太纤细太敏锐了。他生于1860年，死于1904年，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他当然没有经受过二月革命与孟什维克参加了的临时政府，没有经历过列宁的十月革命，没有经历过斯大林、卫国战争、两极争霸直到苏联解体。他在雅尔塔的别墅，也没有受到1945年二月三巨头雅尔塔会议的干扰。那个会，安排了战后世界的格局。
       俄罗斯的经历是太严酷了，它本来不可能容得下契诃夫。它可以产生果戈理，它可以产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它可以产生屠格涅夫、普希金，强烈的与理想的浪漫的，却不是淡淡的契诃夫。所以契诃夫就更宝贵。樱桃园和三姊妹就更宝贵，雅尔塔海堤上的带小狗的女人就更宝贵。即使是高大的思想者们，不也有时候需要一点契诃夫式的温存和忧伤吗？
       一些文章很注意描写契诃夫在雅尔塔的故居是白色的。但那天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绿色。这是一幢乡村别墅式的二层小房子，比较简朴，但是有高低不平的园林，大量的树木与花草，包括休闲椅子也是绿色的。绿丛中是清澈的小溪流淌，地势倾钭，水声悦耳，稀里哗啦，昼夜不停。它的说明书与解说词如梦如忆，如旧书如老友，如老照片。高尔基，列维坦，柴可夫斯基的身影都在这哗哗的水声中出现过。墙上挂着的照片里也有托尔斯泰。说是契诃夫早年是非常崇拜托尔斯泰的，后来他去过了萨哈林岛，对于托翁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日益反感。另有一说是契诃夫讨厌托夫人的傲慢与装腔作势，不知道是不是《带小狗的女人》中男主人公祖罗夫的太太的那种类型。
       契诃夫的房子不算大，但是间量很多。说他在1897年购买此地产时已经发现了肺结核，他策划了房屋的修建，给自己的家人包括母亲、妻子与妹妹等都安排了住房。这种顾家的精神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与认同。
       马桑德腊酒窖也是1897年建造起来的。巧合也是一种美。重叠和同步也是一种动人的机缘。
       也许更重要的是别墅的位置，这是雅尔塔呀。出院不远，就是黑海，就是防波堤，就是颜色深黧，波涛汹涌的一片汪洋，而他在“带狗”小说中描写过的海边的售货商亭，仍然无恙，仍然一如当初。
       “只有那种自由而满足的，不管到哪儿去或者不管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才会这样谈天。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到海面多么奇怪地放光，海水现出淡紫的颜色，那么柔和而温暖，在月光下，水面上荡漾着几条金黄色的长带。他们谈到炎热的白昼过去以后天气多么闷热……他从她口中知道她是在彼得堡长大的……她在雅尔塔还要住上一个月，至于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省政府呢，还是在本省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古罗夫还打听清楚她名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
       海水依然，日光月光、阴晴寒暑依然。雅尔塔依然。克里米亚依然。就像带狗的女人说不清丈夫的工作单位一样，我也没有记得太清楚，大约是故居属于雅尔塔雅尔塔属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此共和国属于乌克兰。只有契诃夫故居还是契诃夫故居，甚至二战中德军占领期间，它也没有受到过破坏。
       说是岸边有一个铜像，是带小狗的女人安娜与她的男友祖罗夫。我好几次都错过了寻访铜像的机会，与铜像失之交臂。最后还是在政协秘书长郑万通先生的怂恿下，冒着雨，打着伞，溅了一身水滴，且行且找，找到了安娜、祖罗夫与小狗。可惜铜像的环境没有得到保护，照出照片来也没了契诃夫的气氛。
       我曾经在旅馆房间的窗口处长时间外眺，我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啊。带狗的女人终于出现了。但不是小狗，是硕大凶猛之狗。女人也早失风情。在最最醉迷于契诃夫的年代，我的生活翻了一个个儿，再没有为契诃夫留下余地。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总算回到了女人与小狗的身边。总算回溯了一下往事，重新读了一回《带小狗的女人》，一时间感动如初。然后说再见，上车，去距离不近的克里米亚首府辛菲托波尔机场，回国。
       （选自《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