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经”最初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后引申为道路、规范、原则等。[1](P511)“典”，本义即简册，后多指记载被尊为准则或规范的古人训诰及规章制度方面的书籍。[1](P182)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意思即说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所谓“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典应是对后世具有典范作用的、内涵丰富的、超越时空的权威文本。
消费社会，是让·博德里亚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变化的三个阶段：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的第四个社会阶段，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与马克思的研究不同，交换价值大大超过使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丰裕而多样化的商品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准、新的消费观念和模式的兴起，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特征。最大限度的攫取财富，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求，超前消费和一掷万金成为其时代精神的表征。在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商业化的生产方式几乎左右了中国社会所有行业的运营，一切的文化、文学行为也被推入商品的洪流，呈现文化文本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审美化的特征。当进入商品序列的文学生产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不可避免受到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被冷漠或边缘化。消费社会是个抵抗思想的时代，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等手段对文学经典进行了解构，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文学经典犹如一只只气球，在一种奇特力量的作用下，稀释、扩大、膨胀然后爆裂，它大大小小的片段碎片般播向商品世界的四面八方。
一、大众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拼贴与拆解
消费社会对经典显示出了一种其特有的分解、蚕食和掏空的强大意志。这种意志如波德里亚的感慨，它会将一切吞噬进消费符号的巨大超空间，将一切都“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2](P225)文学经典在消费时代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和复杂多样的衍生景观。大众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挪用大致有影视改编、名著改写、借文学经典之名等途径。
其一，影视改编。“文学经典”的娱乐价值被影视编导敏锐地发现并及时加以开发利用。为适应大众的感官化、欲望化的心理刺激，现在改编的影视剧多突出其中的爱情与传奇因素。如爱情取代革命渲染《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林海雪原》中杨子荣这名战斗英雄不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名屡犯错误的炊事员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不仅谈恋爱，还往战友的饭里下泻药……他被观众戏称为“二杆子”；《红旗谱》中增加了原著没有的朱老忠与老山头比武的“武侠”式情节；《
西游记》中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叛逆英雄形象孙悟空在《大话西游》中也变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
其二，改写与戏拟。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对《
水浒传》加《
金瓶梅》改写成了《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网络写手林长治的《Q版语文》以语文课本中原有的经典作品为原型和素材进行了篡改和戏说。《水煮三国》、《麻辣水浒》被公司企业老总和员工称为“职场宝典”，改写后的书中人物还是原来的人物，但人物生活的环境却发生了变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职场中的关系——刘、关、张不再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而成了老板与下属的关系。
其三，借经典之名。借名包括借用经典的作品名、人物名、地名、名言、名句等。如“梦酒”的品牌系列有“金陵十二钗”，白沙烟的广告词是“鹤舞白沙，我心飞扬”，四川崇州的陆游祠对陆游诗词名句的活化与重现，梁山泊比照《
水浒传》修建的梁山山寨和聚义厅，龟山三国城的九百米三国群雕，在当年杜甫乘船离开的地方，有碑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剑门关仍有三国蜀军旌旗猎猎，农家乐有“杏花村”、“过故人庄”……
毫无疑问，文学经典的形象与意蕴可以凸显商品的情调设计，使一个纯粹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凭空获得了一种嫁接性的意义附着和文化在场。
二、经典变形背后的制约机制
任何时代文学经典的授免权其实都取决于该时代的社会统治力量，那么，传统经典在一种强大的社会引力作用下的变形背后是何种统治力量及有着什么制约逻辑呢？
㈠新的主导力量。消费社会的主导是经济力量不同于以往的教化或统治力量，决定经典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在消费社会，经典往往就是名牌，一部经典有可能成为一项产业甚至成为具有产业链扩张空间的品牌系列。它不但能使那些熟知经典、风闻经典的人眼前一亮，而且让那些不知经典为何物而又被告知是“经典牌子”的人陡生崇敬之心。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中是商业扩张、盈利的一个巨大的诱饵，有着广阔的购买空间。毫无疑问，它成为商业价值蚕食的分享物。如“红色经典”的改编，不管如何限制，篡改赚钱的意志仍百折而不回。“戏说历史”，不管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如何含愤不平，侠客美女依然在“好看”的起哄中如涌如潮。
㈡大众的消费诉求。消费社会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大众在消费社会中获得了权力身份，成为一个新的权力自我。他们借助媒体手段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大众文化的全面开花使得他们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亦变成了消费方式。如影视改编后图像的逼真性、清晰性，可无须任何中介而直达感官，这对于找乐解闷的消费者来说，自然比文学作品更乐于享受。在某名牌大学的本科生中，竟有近70%的人未读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经典文学作品，而他们有关这些文学经典的知识获得则主要是通过影视。而戏拟经典作品的文学文本也大都消解了原来经典作品的深度模式，抹平了艺术与虚构的界限而呈现出时尚化、奢侈化、快感化特征，故而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文学经典成为消费社会大众精神诉求的读物乃消费社会经典流变的大趋势。我们既要看到它的积极面又要看到其消极面。从积极的层面讲，消费时代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比原来大大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受众背景，文学经典较之以前更能普及。但它的消极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了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和笑料。接受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张力被压缩到零度，经典艺术的创造精神与体验感悟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快感冲动和攫取欲望。亦如陶东风在《关于〈Q版语文〉与大话文化现象的讨论》中所说：“它一方面使得一切人为的树立偶像、权威之类……成为不可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这样的忧虑：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似的嬉戏态度，采取了自我解构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成为一种类似与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与投机主义的行为策略……他们可能由于没有必要的价值底线而成为无原则的、唯现实利益是从的投机主义者。”[3]
文学消费者不会永远只需要低层次、感官化、欲望化的心理刺激，即使他们不是心忧天下、情系未来，也终究不会总喜欢浸泡在清汤欲水中做温柔富贵梦。在物质感官消费过剩之际，人们更需要一个精神港湾让灵魂得以调整、休养、栖居。因此，我们在享受这个社会的开放与宽容时，更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和长远的眼光树立起正面的人文价值和理想，为文学经典的传播留一条绿色通道，不应使思想解放走到与它的初衷相悖的路上！
参考文献：
[1]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关于《Q版语文》与大话文化现象的讨论[J].当代文坛.2005，(3):53.
陈芬，女，湖北公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