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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学批评，伏尔泰曾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法：它曾是第十个缪斯，原本和其他九位姐妹一样年轻漂亮，可不幸的是，她老得很快，不经意间就变成了一个易怒、讨厌的老太婆，因此总受到九位姐妹的嘲笑与奚落。伏尔泰这番亦庄亦谐的比喻尤其适合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人们的心目中，原本充满活力的批评不知何时只留下了僵硬的知识外壳，敏锐的鉴赏力与创造的热情不幸地湮没在一大堆令人望而却步的概念术语之中。在看似热闹实则乏味的批评领域，被前辈或同辈惊呼为“奇迹”、“天才”的青年批评家谢有顺能够脱颖而出，自成一家，并非由于他学识的渊博或是学理的谨严，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禀赋洞悉了批评返老还童的奥秘——内在的创造热情。他豪不掩饰自己对那种冷漠的技术分析的不满，热切地呼吁批评中主体的心灵体温、生命体验与价值信念。“真正的批评应该在有效地阐释作品的同时，也能有效地阐释自我，以致二者之间能达成美学和存在上的双重和解。”[1]这是他独特的批评观。
       细细考察谢有顺的批评观，我们发现，对存在的追问，正是他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最显著标志，它既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也是他创造激情的源头。与一般批评家不同，谢有顺最初从事批评的冲动不在于欣赏、鉴别、比较或是整理，而是与他对自身存在、人之存在的兴趣密切相关的。“人年老的时候或不要到年老的时候，他知道一切都要过去，……我这个‘有’将变成‘无有’，死是一件不能拒绝的事实，我这个‘存有’要面对‘无有’，而‘无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解答的自我消灭问题，成了人存在的最大威胁。”[2]与其说这是他对格非《欲望的旗帜》的解读，不如说他吐露的更多的是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在人的生存际遇中，一旦撞上了这种最根本的焦虑，他从此便无法像从前那样无知但坦然地活下去了，他必须要去寻找一种方式、一个通道，缓解、释放或是对抗这种焦虑。几乎所有的艺术都由此产生，文学批评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谢有顺选择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写作，一种从我的当下在此、我的独一无二出发的写作，一种梦想能“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的写作”。从90年代初开始从事批评至今他始终坚持的立场就是：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蒂利希语）。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批评的真正困境在于批评家失去了对自身心灵遭遇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存在处境的敏感与警惕；所以，他大声呼吁：写作要回到存在，只有从存在出发，才可能恢复写作的尊严、人的尊严。
       这种不同寻常的觉悟，使他不仅准确的找到了批评老朽的病因，也一并找到了当下文学景气或不景气的原因，还有作家创作或成或败的缘由。这本是结在一根藤上的瓜，他们共同的根底在于——是否触摸到了个体生存的悲剧性质地。“举凡个人的具体存在的所有方面——人的主动和被动的生命表达，人的命运，人对自身的决断以及人自己设定的目的，都属于人的生存概念。”[3]这与通常所谓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存差别大矣，它意味着首先要意识到“我”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其次还在于必须意识到“我”这个个体的有限性。生存境遇的这一对矛盾永远无法化解，也正是它诱发了人自身永远的梦想：克服这该死的有限性，寻找终极。
       用这种眼光来打量中国文坛，谢有顺发现20世纪90年代我们只有灵魂（思想、情感与意志）的作家：无论是在思想的立场上写作的韩少功、史铁生、格非、王安忆，还是在情感的立场上写作的苏童、陈染、林白，以及在意志的立场上写作的张承志。在魂的立场上是无法找到终极价值的，魂只能出示一种对终极价值的猜想，而无法与之达成一种真理上的和解，因为灵才是人与终极存在相通的器官，所以，在他看来，“大师并未现身”。也许你会觉得他使用的这些概念诸如体（body）、魂（soul）、灵（spirit）等并不够严谨、准确，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并不严谨的概念比一大堆无懈可击的论证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当今的创作不乏熟练的叙事技巧，亦不乏点化文字的妙笔之功，可为什么就是缺乏像卡夫卡、福克纳这些大师们那种抵达心灵深处的功夫呢？
       这一问题引发了谢有顺对当下写作更为中肯的批判和对真实更为精辟的洞见。在20世纪的批评史上，关于如何写真实，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一方面多到了令人视听已经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使人茫然、不知所云。谢有顺却以十分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他眼中的真实。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实则都是针对现实而言的，它表现为如何缓解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其中固然有罗伯格里耶的启发：“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者、臆造者……”但更富启示性的是谢有顺在此基础上对写作与真实之关系的新的阐发：“写作是一种斗争，一种关于真实的斗争。其斗争是为了使作家看见的真实景象得以建立，并在这种真实中为作家寻找的存在提供意义的在所。”[4]以往争论不休的“真实”其实只谈论到了眼睛的真实、表面的真实，更为重要的能“为作家寻找的存在提供意义的在所”的内在体验的真实尚未被提及，它是不可用肉眼看见的存在，也只有它能更有效地接近整个时代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甲虫、博尔赫斯的迷宫、马尔克斯的魔幻反而让我们觉得真实地触及到了那个时代的本质，而中国的作家在模仿过程中却对我们当下的时代无所作为的原因。这其中隐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与卡夫卡等人的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差异？要解决它就要求写作者找到这个时代的致命的疾病和弱点，并在历代大师所穷尽的可能性之外，提出有效的新精神。这也正是写作的精神难度。
       在谢有顺看来，对于写作者来说，精神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艺术的难度。艺术上的法则尚可以学习、锻炼，而对可能出现的存在的求索则是无从模仿的。他强调任何艺术上的变化和进步都是从内在开始的，存在观念的转换，使得艺术为了描述出人与现实之间新的关系，也不能不开始转换。这亦是对创作中一直众说纷纭的老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另一种讨论方式。由此出发，他对先锋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有效阐释：先锋的内在本质该是精神经验和艺术经验的共同推进，它不仅仅是美学层面的革命，更是内心的精神的革命，是对可能性存在的求索。回头看中国90年代的先锋小说，谢有顺既充分肯定了它的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对叙事、语言的大胆试验，推进了小说美学的本体化，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功课，但同时它也面临着生死大限：因为技术的先锋是有限的，当文体探索在小说界被发展到极端时，它就只剩下了语言的自我推演与自我指涉，而失去了更为重要的触及存在本质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因外在诉求不触及内心而产生的先锋作家销声匿迹就是一种必然，只有那些始终保持了内在的紧张感、无法和解内在体验与现实之矛盾的作家如余华、格非、北村、王安忆等才堪称真正的先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用各种路径检查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共同承担了为寻找人类的存在出路而有的痛苦。”[5]也许他们距离存在的真实还有一段距离，但他们在路上。
       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阿贝尔·蒂博代曾比较过伟大的批评家和平庸的批评家之间的不同：“前者能够给这些重要的概念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并时而通过雄辩，时而通过精神，时而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而对后者来说，这些概念始终是没有生气的技术概念。……哪里有风格、独创性、强烈而富于感染力的真诚，哪里就有创造。”依此标准，我们至少可以说谢有顺已超越了平庸的批评家之列。他的意义在于他不仅仅履行了批评家观看、判断、赞扬他人的创造之职责，还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心灵遭际赋予了批评以创造的灵魂，“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福科语）这是谢有顺梦想也正在实践着的批评，那些清明而又温暖的文字以其纯粹的精神质地表达着谢有顺对生存之可能性的攀援，也引领着我们向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生存过渡。
       参考文献：
       [1]谢有顺，后记:梦想一种批评[A]，话语的德性[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89.
       [2]谢有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A]，我们内心的冲突[C]，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246.
       [3]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116.
       [4]谢有顺，真实在折磨着我们[A]， 我们内心的冲突[C]，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23.
       [5]谢有顺，再度先锋[A]，先锋就是自由[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75.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3Y068）成果之一。
       王海燕,女,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