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水浒有关的故事，除了古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本之外，我读过三种：
1、陈忱的《水浒后传》。写梁山好汉乐进燕青等人在混江龙李俊的领导下，闹太湖，终于海外立国。里面出现了扈成。《
水浒传》里写扈家庄破后他不知所终，这便有了一个了结。
2、俞万春的《
荡寇志》。最早知道它，是在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鲁迅童年临摹的绣像，多来自该书。只是我大学看此书的时候，文页并没有精美的插图，这的确是个遗憾:不知其中作为反面的水浒人物画相，和正面表现时的神情有何差异。只剩下贫乏的想象了。我记得俞氏写到王进与林冲对阵的场面，王进一阵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训斥把林冲这个“最苦命的好汉”骂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以至于羞惭而死。王进终于因荡寇而成神，功德圆满。相比马幼垣“最武功高强却最欠交代”的点评来说，这可算是俞氏作为读者的一种创造性回应。而林冲在俞书中的病死，倒是在原来想象的心理病因（心情抑郁愤懑而成病）上加了一道催命符（大仇未报又误上贼船，被人点破，此情何堪？）。这段情节容易让人想起诸葛亮骂死王朗的三国传说。王朗恐怕皮厚，没那么多心理负担，他的死与年老有很大关系吧，何况诸葛亮骂得那么过分，任谁也受不了！
3、金圣叹的贯华堂本子。评语很精彩。对宋江的揭批很到位。但学者对金氏的立场多有质疑。有的说他进步，所以不写投降，梦斩一节只是障眼法和保护色。有的说他反动，梦斩情节的设计即见其心之歹毒。我一贯不喜纠缠说不清的事，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就是很矛盾的。考究动机，执于一说，究竟不妥。
4、张恨水的《水浒新传》。他和马幼垣都是为时迁鸣不平的，而且索性就拿来做了主人公，既为这个飞檐走壁的奇士翻了案，又适应了抗日的形势。
正统的批评家多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一曲颂歌。刘再复说“《
水浒传》是一本凶书”，张潮的《
幽梦影》说《
水浒传》是一本怒书，后两者意思相仿，都强调了对水浒的阅读直觉，揭示了中国人的嗜血意识。三种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都是对的，它们多元统一地反映了古代农民起义的正常活动状况。当然，除了历代的起义，如以张献忠、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大起义，太平天国的近代革命，甚至中国历次的战争，包括和平时期的朝堂纷争，都是以无辜的流血事件为终始的。不管出以多么正义的目的和动机，不管结局是辉煌还是黯淡，过程总是不忍卒读、感知或经历的。再宏大圣洁的人类行为，察其细节，处处都不可避免地散发着血腥和肮脏的气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有名的论述，道出了经济发展背后的欲望和罪恶本质；“崇高”的宗教活动也谱写了无数的哀歌（现在的中东局势与伊斯兰教的圣战是有很大关联的）；人类文艺的奇葩又有哪一朵不是在腐败的时代生活土壤上萌芽生长的呢？甚至文明英雄正义民主诸如这些美好的字眼，也都是与形形色色的阴谋和罪恶相伴相生的。无穷无尽的妄念在编织人类行为之网的同时，也催生着灿烂的世界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
水浒传》是凶书（多杀无辜），就否认它的艺术魅力，否认其对农民起义的正面评价。
总之，《
水浒传》艺术再现的是世俗生活中的中国男人的侠客梦，与大寂灭、大自在、大清静的境界无关，与佛教的“空空”之境无缘。无论是哪个版本的《
水浒传》，其言说不尽的丰富价值关涉的不仅是形而下的生存问题，而且还是国家体制外的另类政治，暴力的政治。它虽然由抽象的正义理念引导，或者说作为幌子，但具体实现的却是活生生的欲望，充斥的是世俗男人的真实性情。无论是宋江的泪和他到处布施的金钱（及时雨），还是英雄刀下的血，都是欲望的影子，政治的民间表达。它既阐释了“逼上梁山”以替天行道的正义动机，又为我们描绘了正义背后的血腥与罪恶；它既刻画了英雄性格，塑造了英雄形象，也展示了英雄的弱点：派性色彩，厌女症，对个性生命乃至尊严的肆意践踏，等等。一句话，不要把《
水浒传》简单化！
郭伟，男，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