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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塑造了老船夫、翠翠、傩送、天宝等这样一组人物形象。这篇小说中的老船夫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象征，他勤劳善良，重义轻利，忠于职守，忠厚重情。女儿因和当地一个军人恋爱而殉情，留下了翠翠有老船夫照顾。老船夫为了使外孙女不致重蹈她父母的覆辙，对翠翠的婚事极为关心。当顺顺派人来求亲时，非常高兴，他在中间辛劳地奔走。但是结局让他没有想到天宝因此负气外出闯滩溺水而亡，感到天宝的死亡和他有一定的责任。天天喝闷酒，离开了人事。小说中的老船夫是作者着重讴歌的对象，最后对他内疚那段描写，为了突出这是美德的体现，丝毫不含贬低的成分，这种内疚是他敢于和乐于替人分忧和承担责任的美好体。翠翠在作者的笔下也是着重讴歌的对象之一。她温柔体贴，天真善良，情窦初开，美丽无邪。她喜欢上了傩送，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她的一系列活动将她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栩栩如生。傩送天宝兄弟两人也是作者讴歌的对象之一。当兄弟俩知道对方都喜欢翠翠时，就商量采用对唱的方式来公平解决兄弟俩的问题，天宝知道自己不是傩送的对手，同时也是为了成全弟弟，驾着船外出意外而亡。弟弟知道后，也感觉是自己害了哥哥。也离家而去。由这几个人物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所组成的小城镇也就构成了作者所理想化了的世界。是作者所追求的梦想所在。正如作者的孙女沈红在她的《湿湿的怀念》中写到：“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丽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和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边城》所构筑的是作者的梦想所在。即便天宝的意外死亡，老船夫的孤独而亡，翠翠的无望地等待等都以悲剧结局的，但是这种悲剧的结局反而更烘托出小说中人物“人性”的火花。更能表现出这座希腊小庙中的理想或梦想的深刻含义。
       作者出生在湖南湘西地区，父亲希望他能做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军官，但是作者小时候的性格却没有能够让父亲的期望实现，“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我的爸爸因为这件事十分愤恼，有一次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趣可言了。”[1]《边城》几个人物生活和命运的展开都是在水边进行的，老船夫离不开水，天宝在水中丢失性命的，小镇中生活交易都是在那条小河中进行的。在他的自传中的《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写到：“逃了学校又没有什么去处，我就一个人到城外庙里去。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米处。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空地广阔，因此均为小手工业人所利用，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我就看他们做事，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看，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2]《边城》中关于端午节赛龙舟的描写，关于看庙会的描写，都同他这种小时侯接触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在军队生活中，作者不仅看到了杀戮，更看到了军人那种豪迈质朴慷慨义气及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在作者决定要到北京闯荡一番新天地时，他的长官便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在离开家乡多年后，作者这样动情地回忆和赞美到：“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便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那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市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假如一种近乎野兽淳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3]正是对于家乡的一种发至心底的热爱怀念，才构成了作者在《边城》中的梦想追求。
       到了北京后在北京有一笑话说他连英文字母都背不下来。丁西林教授和陈源教授教他英语希望他到剑桥，但他没这个本事，他又投考燕京大学中文系，又名落孙山，后来总算考上了一个中法大学，但他又没有钱。为了谋生，他做各种杂活，在京川印刷厂做工，后想到图书馆谋事，结果失败，走投无路，甚至想再回去当兵。当时奉天和直隶两帮军阀招兵，为壮大生势，招兵队伍后总要跟上一群衣衫不整的流浪儿，吹吹打打招引人们注意，以此混碗饭吃。沈从文就曾经不止一次的干这种活。他在《从现实中学习》中写到：“这个时节个人以外的中国社会呢……武人的理想为多讨几个女戏子，增加家庭欢乐，派人和大土匪或小军阀招安搭伙。膨胀实力，在会馆衙门做寿摆堂会，增加收入并表示阔气。在其次即和有实力的地方军队活鱼有才气的国会伟人叙谱打亲家，企图稳定局面或扩大局面。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不外三件事娱乐开心：一是逛窑子，二是上馆子，三是听乐子。最高理想是讨几个小婊子，找一个好厨子。”[4]当他发现这种肮脏混乱社会和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或和自己原来生活过的社会有那么大的差距时，会感到格外地震动和失望，随之而来的自己的梦想则会变得越来越孤独，作者对这种城市的生活体会不止这些。“我原先只为好像赌气的意思，只是读书，以为书读得多就会把生活弄好，也可以不至于受人压迫。到后来把文章作为生活时就又拼命写下来，看是不是我可以写好文章，如一般从大学校出身的人一样好，再到后来因为这些事情的结果，我就到大学校教书了，可是教了书我反而明白我努力也无用处的事了，因为再努力，我还是得尽一些市侩支配。不同他们交往，我的文章就找不到出路。过去是这样子，未来也仍然是这样子……我想到就是过所谓精神生活，应付日子，再过两年，我在上海也蹲不下去了。所以我的日子过不去，一定日渐暗淡。”[5]面对这一肮脏冷漠混乱狡诈的都市生活，作者真是深恶痛绝，深恶痛绝到自己都想当和尚和道士。使他有可能怀念以前在家乡生活的那段美好的日子。但是作者不是一个为逃避社会现实而患思乡的一年青人，正是在这种孤独之中并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精神面貌进行比较，才会引起自己深深地思考。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感，作者写下了这部《边城》。这部小说表达了对国家对民族深深地思考，正如他所说的是为“重建民族的灵魂”这一伟大理想。
       作者在《水云》（上）中写道：“我的新书《边城》出版了，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部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直哀乐的原因，惟其如此，这个作品在我抽象感觉上，我却得到一种近乎严厉讥刺的责备。”关于这篇小说的意图及题旨在他的《边城》题记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是读者没能够明白而已，这正是作者的悲哀。作者还写道：“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而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不是给那群‘博学’的人看的，因为他们往往曲解其中的含义，他们是真正的那群看不懂的人。
       金介甫的《沈从文传》第一章中写道：“在沈看来，湘西是一开化教早的汉族的文化边远地区，自古以来，汉族就跟至今仍然住在他家乡西部山区的苗族比邻而居。在沈从文出生100年前，苗民已被汉人征服，但许多苗民一直抵抗文化移入。所以按照沈的阐述，这片边远地区至今仍是一个会合点，各种生活方式可在这里互相搀和，融合，而又互相排斥，而且在按照沈从文表达的方式进行。对沈从文来说湘西不但活生生地再现中国的伟大历史，还再现了在有历史以前的为历史基础的更大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再度推动历史前进.""目睹了社会的道德败坏，物欲横流的现象，作者对此深恶痛绝，作者想到了童年和少年时在家乡的生活。祭祀无处不在的鬼魂和守护神，通过喝酒比赛，自发的爱情活动等简单的东西在情感上得到抒发。在沈的笔下苗民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
       作者希望通过自己所理想的人物来至少给那种没有希望的社会带来些希望，但是这个人物却离开了人事，这不能不引起作者或者是我们一些思考并带来迷茫。小镇中河边的白塔是这个镇子的象征，随着老船夫的离去，这座白塔也倒了。作者说：“我只想建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然而这座希腊小庙倒塌了，理想中的人性覆灭了这不能不令作者感到迷茫孤独和彷徨。沈从文在他的《篱下集》题纪中写道：“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事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那不碍事。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这种人或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是这类人有份。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后仍然可以爬起。”作者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是否想到《边城》中这群富有朝气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事毁誉的人在跌倒以后还能爬得起来吗。到哪里再可以重建自己的小庙，这种梦想也只有随着翠翠一起去等待。
       老船夫怕翠翠再走自己女儿的老路，避免那样的悲剧。但是自己心中的这种痛苦却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老船夫也无法真正理解翠翠自己内心的心事，翠翠也是孤独的。傩送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了翠翠，当老大知道自己不是弟弟的对手和为了成全弟弟，自己内心也是非常地矛盾和彷徨，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说内心中的想法和痛苦而悄然离去。所以在《边城》中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梦想，同时在这种梦想的背后却是他们每个主人公存在的隔阂和孤独。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效应，这是作者内心心理分裂导致的自我矛盾的表现。
       重读《边城》，孤独和梦想总是这样矛盾而又统一地存在，存在于作者之中，存在于《边城》之中。成为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正是这样的存在方式，才构成了小说《边城》独特的风格和永远的思想魅力。
       参考文献：
       [1][2]《从文自传》
       [3]《记胡也频》
       [4]《致王际真》中的《已离开上海》
       [5]出自《边城》题记
       李光助，甘肃兰州大学文学院06级硕士研究生；竹庆伟，河南省固始往流高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