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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苏经营他的“油菜坡”系列小说已经好多年了。那虽是他自己的艺术园地，但也吸引了许多人观赏的目光。这篇《我们应该感谢谁》，也是叙述的油菜坡的故事，它保持了晓苏一贯的朴实峻洁的叙事风格，没有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只有传统的现实主义白描，但同样传达了现代派的荒谬意味。晓苏喜欢写实，他追求以写实来写意，真正做到虚从实中来，实中生虚，以虚化实，而不是伪现代派的那种凌空蹈虚。
       如果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感谢谁》是一篇关于“寻找”的故事。寻找什么？寻找宝物，寻找爱情，寻找凶手，寻找恩人？在中外小说史上，这种寻找的故事模式被频繁地使用过并将继续被使用着。这种古老的叙事模式历久而弥新。关键是作家能否在这个老套的故事原型中灌注新的思想内涵。这就要考验一个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感悟和发现能力了。晓苏显然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在这篇关于寻找恩人的故事中，晓苏的情节构思是出人意料的，而且达到了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
       兄妹三人从城里回乡下给老父办丧事，考虑到父亲生前承蒙“油菜坡”的村长尤神多方照料，兄妹们决定重点感谢尤神，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其实感谢了不该感谢的人，而真正需要感谢的人却没有被感谢。故事一波三折，不仅村长尤神不是应该要感谢的人，甚至连贫困的吹鼓手钱春早也不是要感谢的人，真正要感谢的人其实是一个名叫金斗的单身哑巴，还有受钱春早欺凌的老婆。一句话，真正要感谢的人是“油菜坡”里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人民。他们才是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底层是被压抑的无声的底层。这该是晓苏这篇小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因此，与其说这篇小说是寻找恩人的故事，不如说是寻找底层的故事。真正的底层才是真正的恩人。
       从“油菜坡”走出来的兄妹三人，如今都成了大城市里的上等人。大树当了局长，二果做了经理，三花也是中学教务主任。无奈年迈的父亲厌倦城市生活，执意要回油菜坡。是油菜坡的村长尤神答应了这家兄妹的请求，承诺好好照养他们的父亲。当老人在乡下去世后，又是尤神帮助办理丧事，场面排场而又热闹。尤神甚至是以孝子的身份参与丧事的，他拖着长长的白孝布，哭声压过了当局长和经理的孝子。这一切蒙蔽了兄妹们的眼睛。他们以为尤神就是要感谢的恩人。因此专门买了一台电视机送给尤神作为报答。可事实上尤神并不是真正要感谢的人，他使用了障眼法，尤神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油菜坡的村长，是经常到省城做茶叶生意的商人，不仅权倾一地，而且富甲一方。总之，尤神是生活在乡下的上等人，他也是社会的上层，而不是真正的底层。
       那么，吹鼓手钱春早应该是底层了吧？也不是的。狡黠的钱春早是最先暴露尤神的虚伪性的人。他对尤神不劳而获的电视机充满了嫉妒和贪婪。他主动告诉局长，是自己的老婆一直帮局长的父亲洗衣服做饭，安度晚年，连手冻裂了也没有怨言。于是兄妹三人又去给钱春早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但这一回他们又错了。因为送电视上门的时候，钱春早在家里睡大觉，而他的老婆却上山砍柴去了。如果说村长尤神拥有政治权力，那么钱春早再穷，他也还拥有中国男人千百年来所固有的性别权力，在封建男权的体制下，钱春早虽然在村长面前只能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但在他的苦命的老婆面前，他毕竟也还是一家之主，唯有那个劳动女人才是真正的奴隶，真正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还有同属于劳动人民的金斗。这个可怜的人自小父母双亡，且因打针成了哑巴，残疾而贫困的他至今孑然一身，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在油菜坡里，正是这个贫穷的哑巴，一直照料着局长父亲的暮年生活起居。可是，局长们的礼物并没有送给他这个真正值得感谢的人，他到村长家里看电视遭到驱逐，他到钱春早家里看电视又被那个蛮横无理的男人赶出了家门。他的土屋潮湿破旧，充满了底层的气息。可惜这个哑巴无法表达自己，金斗的哑巴身份恰好隐喻了底层无力发声的严峻现实。所以，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底层是丧失了话语权力的人。尤神有政权和物权，钱春早也还存有男权，只有钱春早的女人和哑巴金斗，才是彻底丧失了任何话语权力的人。
       值得反思的还有小说中的上层人士。他们的尴尬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底层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如果我们总是带着“上层”的眼镜来看底层，寻找底层，那么底层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李遇春，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