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土匪”意为“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对“匪”的解释为“强盗，抢劫财物的坏人”。从词典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土匪一词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在《土匪的历史》一书中，就将土匪分为积匪、义匪、兵匪、外籍土匪、政治土匪和海匪、湖匪、山匪等六大类别。其中义匪指的是土匪当中的义士，他们颇具狭义心肠，常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因此，能够受到群众的帮助和支持，在民族大义前也会以大局为重。
“土匪”的历史渊源，来自《庄子·盗跖》，称盗跖“从率九千，横行天下，侵暴诸侯”。这里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场起义，而起义的矛头是对准战乱时期称霸的诸侯。再往后，大小的战乱、农民起义，使得草莽、绿林好汉都成为土匪的代名词。在施耐庵的《
水浒传》中，就塑造了108位梁山好汉，他们被逼上梁山，劫富济贫，匡扶正义，打出“替天行道”的义旗，为土匪形象增添了一抹正义的亮色。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土匪不可能都是正义的，“替天行道”的只可能是少部分。而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土匪则大多是义匪，他们常常藐视权贵，性格刚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即使是在这些传统的描写土匪生活的作品中，对土匪的肯定也是有限的，且态度较为暧昧。直到五四文学的兴起，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受激进主义的影响，“土匪”成了文学大家所普遍赞誉、推崇的对象，有的甚至以土匪自居。
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的《匪徒颂》，这首诗创作于1919年年末，同作者早期诗歌一样，感情充沛激越，读起来荡气回肠。全诗共分六章，每一章歌颂同一领域的革命匪徒三人，结尾再高呼三声万岁，真可谓史无前例的匪徒赞歌。
在《匪徒颂》之前，作者写了一段引文，开篇即指出“匪徒有真有假”，认为那些“身行五抢六夺，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是假的”。这里就包含了词典义上的土匪，他们是以违背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人；同时又超越了词典义，将那些封建统治阶级也包括进来，他们一方面剥削人民，另一方面却又满口仁义道德，愚弄人民。郭沫若在这里对假匪徒给予否定，对真匪徒则极力歌颂，认为自己是“小区区非圣非神，一介‘学匪’，只好将古今中外的真正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吧”。这就将传统意义上的匪徒与作者要歌颂的匪徒区分开了。
那么他颂扬了哪些真正的匪徒呢？在第一章中，郭沫若歌颂了政治革命的土匪，他们分别是“反抗王政”的克伦威尔、“私行割据”的华盛顿和“图谋恢复”的黎塞尔；在第二章，郭沫若又赞美了“鼓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他们是社会革命的“匪徒”；第三章则歌颂了宗教革命的释迦牟尼、墨子和马丁路德，他们倡导邪说，开创邪宗，是对统治阶级思想的大胆反叛与重塑；第四章是对学说革命匪徒的歌颂，他们是“倡导太阳系统”的哥白尼、“倡导人猿同祖”的达尔文以及“倡导超人哲学”的尼采；第五章歌颂了“反抗古典三昧”的罗丹、“反抗王道堂皇”的惠特曼和“反抗贵族神圣”的托尔斯泰，他们是文艺革命的“匪徒”；最后一章是对教育革命匪徒的歌颂，他们是“不安本分”的卢梭、“不修边幅”的丕时大罗启和“不受约束”的泰戈尔。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被作者赞美的“匪徒”都是一些曾在本国不为世事所容，但却依然坚持自己理想，带领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并最终创造出丰功伟绩的英雄。他们都具有超前性、反抗性。作者歌颂他们实际上是在歌颂那种破坏一切、反叛一切、超越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精神。
与郭沫若的狂风暴雨式的抒情不同，王统照的《微笑》则表达了对小偷深深的同情与怜悯。小说主人公阿根是个因偷窃罪而被捕入狱的青年。刚入狱时，他憎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鄙视同监犯人的驯良。他暗暗蕴藏着反抗力量，设想着出狱后复仇。但由于偶尔得到一个女犯人的“若不留心地微笑了一笑”，便悟出那微笑是广博的爱，整个人类和全部世界的笑容，他从此觉醒，出狱后半年，居然成了个有知识的勤快的工人。这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尽管结尾牵强，同时作者有着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但作家塑造的这种具有反抗意思的人物在五四还是具有普遍性的。
1924年，郁达夫发表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在信里，他痛陈“文学青年”的惨状，大声疾呼：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宁可“去偷，去抢，也不要做什么文学青年”。这尽管是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郁达夫的愤激之辞，但他这种偏激的盗贼崇尚意识反映了五四所普遍存在的一种反抗意识。
而同郭沫若一样对匪徒精神表现比较激进的还有林语堂。当时，在北京发生了“女师大风潮”事件，林语堂选择坚定地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量的一边，支持爱国学生的运动。这招来了陈西滢的“闲话”，于是有人攻击他们“形同土匪”。在这样的背景下，林语堂干脆做起了《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颂扬言论界里敢说敢做的土匪傻子。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他自己表示“很愿意揭竿作乱”，而对那些所谓的学者而言，最要紧的是脸面，他们“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只有土匪们才愿意真正的“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投降！”这种“土匪”的气魄和胆识，可以说是喊出了时代的强音。后来林语堂真的走上街头，同学生一道和军警搏斗。这可说不无“土匪”精神的影响。
在五四文学当中，“土匪”情结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土匪的产生并蜂起无不是社会动乱的产物。……统治者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逼得他们铤而走险，揭竿斩木，起而反抗。”所以，“匪患兴起作乱于乱世，平息于盛世，这是历史的结论！”1927年7月25日的《东方杂志》也这样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没落了，土匪便蠢蠢欲动了。”而专门从事土匪研究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说：“土匪是他们的社会中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的象征，土匪活动本身并非是一种改善农民社会的进程，而是在特殊环境下逃避社会的一种自救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中的土匪与现实中的土匪虽然有着不同的处事作风，却有着相似的产生背景，即土匪的产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
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国民性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具有一种惰性和顺从性，对于逆境的出现向来都是表现出忍耐地接受，时间久了也便麻木了，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对命运的抗争。而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也大多是温柔敦厚，逆来顺受。因此，担任着思想解放启蒙的五四文学运动就要对此做出一个反拨与矫正，作家们或如郭沫若那样颂扬来自西北南东的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和教育六个领域的革命土匪，或者偏以土匪自居，只为向真理致敬和喝彩。
此外，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张扬个性，有着狂飙突进精神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面对封建思想的强大阻力，五四文学先驱们只能采取一种激烈决绝的姿态来与旧思想、旧道德作斗争，这种激进浮躁的历史文化氛围使得他们很难静下心来慢慢的思考，矫枉过正成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迈不过的一道坎。但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才使得“土匪”这一贬义词在五四文学当中成为反抗传统、不受约束、追求正义的同义语，“土匪”也成为一些五四文本当中的革命战士、英雄、斗士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土匪”在五四文学当中的新意义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它丰富了现代文学当中“土匪”这一类人的人物形象。在五四之后，还出现过多个对土匪形象进行描写的文本，如艾芜的《山峡中》是对一群顽强抗争社会文明的盗贼的歌颂，还有巴蜀作家对袍哥等的描写，都是进一步以小说为工具，对土匪形象进行的深化，相较传统的土匪描写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且作者的写作态度也表现的更为明确。
参考书目：
1、王先让注《
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
2、黄建远，孙先伟，刘培昌《土匪的历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3、《郭沫若选集》（第三卷 诗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4、冉海光《中国土匪》，重庆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5、《中国文学作品选》（诗歌 散文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陈璐，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