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这个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的美学高峰期，这个我们称之为“魏晋风度”的人文精神和特定氛围，在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
世说新语》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为我们再现了魏晋文人的悲空玄隐，放达潇洒的生存与创作状态。
独特的时代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为魏晋文人所崇尚的精神让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让任何其他时代的人都予以惊诧，尤其是《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与事。以下将从最基本的“吃、穿、住、用、行”到精神活动来看魏晋文人的个性生存状态。
一、在吃的方面，药与酒成为魏晋文人的生活必需品。
除了正常的吃饭外，魏晋文人吸收庄子有关养生的理论，结合道教的修炼、长生、登仙的理论和中医的养生术，再加以阐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养生理论。人们为了追求益寿延年，甚至是“长生”，除了注意普通药物的调理之外还服食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
世说新语》里就有好几处提到魏晋文人服药的故事：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任诞》）
此外，酒也伴随着服药的流行而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它和药一样，是魏晋人必不可少的养生药和生活品。《
世说新语》里提到“酒”的地方就有103处。饮酒成为一种雅的表现，也是魏晋文人的精神乐园。刘伶、阮籍等就是当时有名的饮者。
二、在穿、用的方面，极尽妆饰之美与袒露之风两种极致成为时尚。
《
世说新语》中，有不少关于当时士族服饰的描写。从《
世说新语》记载来看，当时士族显露风流的“行头”主要有巾子、宽衣、小、绔褶、木屐等。这些原本都是下等平民所著之“贱服”，到了魏晋士族那里却成了时髦的象征、放达的标志，他们借用这些服饰的“贱”的外型，表达一种不拘礼法任情肆意的心理意识，有其特殊的服饰语言，“粗服乱头亦风流”。魏晋士人在清谈时要用到的装饰物如麈尾如意、香囊、覆手等，须臾不离身边。这些特殊的饰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麈尾几乎就是清谈的象征，善于清谈的名士被称为“麈尾之流”，清谈又被称为“麈谈”。手挥麈尾、口吐玄言的名士形象是当时士林的风流典范，如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令士人欣羡不已[1]。
另外，如果说魏晋名士的裸袒之风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因素，或者说它对士族文人的精神品格有什么正面和积极的意义的话，那么《
世说新语》的慧眼之功，也是不能抹煞的[2]。《世说新语·任诞》所载阮籍自谓“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话中，分明可以看出作为他一系列任诞放达行为的组成部分，其裸袒行为虽然不像祢衡政治色彩那么强，那么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反礼教的初衷却是十分鲜明的。更为重要的是，阮籍等人包括裸袒在内的放诞之风，有着更高层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把握住《
世说新语》对于魏晋裸袒之风的基本态度。对于元康贵族子弟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刘义庆等人是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的；而对于像祢衡那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阮籍、刘伶那样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刘义庆等人则不无彰扬和肯定之意。
三、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方面，婚恋生活与个体存在也开始被关注。
随着婚恋生活对世俗的挑战，妇女从“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渐渐获得了新生，涌现了众多贤惠聪颖的妇女形象，其中许允妇最为典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容貌奇丑的许允妇，抓住机会，以智慧为自己赢得尊严，也赢得丈夫的敬重，成就美好的姻缘。
社会生活中，魏晋文人自觉探寻着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宇宙的关系，自觉追求着美的、哲思的、自由的和自我的人格本体，寻求着个体生命和自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实践着这种意义和价值，使自己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也使自己的个性和感情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四、在日常行为方面，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而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
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为入我巾军中?’”可谓放达风流。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当时在士族文人阶层中非常流行清谈。这是魏晋士族文人的一项很重要的生活内容。《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3]。
五、在精神风貌方面，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竭力表现人格，以鄙视外在的行为节操为准则，使一种高尚不俗的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在那样的社会风气下，世人多以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作为评品人物的最高准则，绚丽才情胜过迂腐的“节操”，以漂亮的外在风貌，由表及里，展现出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和脱俗的言行。
人的精神，人的魅力，是魏晋文学和魏晋风度的最主要内容。文人们或“慷慨多气”，或悲歌慷慨，或放达自恣，虽有时纵酒沉湎，有时孤芳自赏，有时放浪形骸，皆在于展示人的觉醒，而并非炫耀末世的颓废消沉。正是这样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无限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魏晋诸子，在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后面，深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结。这是人的觉醒，这是人的启蒙，这是个性的解放，这是新时代的来临！虽然1600多年的时光已经悄然流逝，但是，魏晋风度那种深沉，那种瑰丽，仍然带领我们在探求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鼓励我们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启发我们寻求人生的欢乐。
综上，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气质特点，必然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的个性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说，《
世说新语》虽然简短，但是已经较为全面的为我们展示了魏晋文人的生存与创作状态。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4]”魏晋时代是一个重情任性的朝代，是一个思想言论比较自由的朝代，是一个追求人本性的朝代。魏晋玄学对宇宙人生的各种关系的探索、对人格个性的推崇，无疑增强了人的自我意识。魏晋时期愤世嫉俗的放达行为、通达洒脱的生活态度，更使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社会各个领域都引起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感觉，也给后人留下了永久回味的话题。
参考文献：
[1]齐慧源.《
世说新语》的特殊服饰与魏晋服饰文化[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19卷第3期。
[2]宁稼雨.《
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J]. 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3月。
[3]孙海洋/刘龙洲.从《
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J]，网络。
[4] 宗白华.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廖晓宇，男，江西新余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学生；项健，男，湖北大冶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