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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鲍庄》是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篇小说给作家带来了不少殊荣，使她有幸步入80年代中期涌现出的“寻根小说家”之列。在《小鲍庄》之前，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大都是她做知识青年以及回城后的体验和感受，是她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宝库中提取出来的艺术化反映。赖有《小鲍庄》的问世，才使得这位女作家具有博大辽阔的文化意识，从而开掘民族文化沉积与民族文化载体上体现的正负面因素。这使她继承了鲁迅的伟大衣钵——她从两个方面挖掘这个矿藏，——精矿中的珍品与贫矿中的碴石。这个任务或许太大了，使得这位作家有些力不从心。据有关材料表明，王安忆在创作《小鲍庄》以前有过几个月的访美经历，这几个月的美国之旅是她小说格局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的现代意识对这篇里程碑式的作品的问世起到催化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小鲍庄》在开头介绍了这个淮北小山村的来历：小鲍庄芸芸众生的祖先原是一个官，龙廷派他治水，他用筑坝的方法围住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亩好地，但一阵大雨把坝子里的好地变成大泽。祖先的官儿被罢免。这位“小鲍庄”的先人自觉无颜，为了赎罪便带了妻子儿女在坝下的最低处落户，这种做法本身不乏赎罪的成分。这个开头是一个象征体：中华民族生存的困境及她所具有的原罪意识。好像上苍故意惩罚这位“鲍姓”祖先的“罪衍”。小鲍庄的历史被凝固了：老绝户鲍五爷孤苦无依；鲍秉德娶了美丽的妻子，因“无后”而备受折磨，最后妻子投河而死。建设子因贫穷老实而无力娶妻，终日愁苦；文化子与小翠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情爱痛苦；知识分子鲍仁文多年来郁郁不得志的尴尬；拾来与二婶相爱成亲得不到社会承认的痛苦以及在这个村庄上其他数不尽的痛苦；小鲍庄人一直坚守的贫穷和落后，人生下来好像是为了受难的，是向上苍赎罪的。这种赎罪意识来源于文化，来源于宗教，来源于人类永无止境的自我反省。在《小鲍庄》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寓言：那便是“小捞渣”的诞生，又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捞渣”是最末了的了，本来没提防有他。捞渣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极其“仁义”的孩子，他慈眉善目，眼睛弯弯，小嘴弯弯，“亲热人，恬静人”。小鲍庄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捞渣”的降生，体现了小鲍庄居民身上的一切善良的本性。他尊老人，用天真的热忱抚平了鲍五爷由鳏居而产生的不平衡心理；他让兄长，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他的行为不由得使读者想到三国孔融让梨的故事；他对小朋友心怀关爱，玩耍时不为输赢而伤朋友的心，劳动时谁收获少了他去帮忙，谁走得慢了他一定等着，谁闹矛盾了他一定帮助化解；他甚至爱及一切生命，当文化子给他逮住一个叫天子时，他“玩了半天，就把它放了”，因为他看出“它自个儿在笼子里太孤了”。捞渣不是一个孩童，而是一个自然流露出来的道德的化身。这个小捞渣为救鲍五爷而死了，他的死是小鲍庄“仁义”的极致，是道德文化的结晶，使得这个村庄的仁义具有集体的性质，具有文化的性质，捞渣所有行为是悠久文化记忆的现代重现，具有开辟新道路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捞渣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由古老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人物。不过，这种过渡是隐形的。不仅捞渣是“仁义”的化身，而且整个小鲍庄都充满了仁义：“小鲍庄是重仁重义的庄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是敬重个仁义。小鲍庄的大人，送一个孩子上路。”“仁义”作为一种根性文化不是外来思想哺育而成的，它是土生土长的，是与小鲍庄人与生俱来的。作为一种精神它早已成为“基因”，保留与流传在华夏大地上。赖有捞渣的“仁义行为”，小鲍庄不仅成为英雄的故乡，而且赖捞渣的余荫，启发了众人，——鲍五爷在滔天的洪水中结束了他苦难孤苦的生活；鲍秉德的不会生育的妻子找到了归宿，鲍秉德娶了新妻又生了儿子；鲍仁文因写了一篇关于捞渣之死的报道一举成名，从而走向成材之路；建设子因之当上了工人并结了婚，摆脱了贫困；文化子与小翠的爱情得到承认成为眷属；拾来因打捞捞渣的尸体有功而被尊为英雄，使大家对他有了谅解；小鲍庄因为捞渣的诸多“善行”，成了县里瞩目的村子，人来不断，并修起了公路。因为捞渣一人成英雄，而使整个小鲍庄得到福荫。捞渣这“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传奇般地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小鲍庄人因他的死而获得了新生。
       《小鲍庄》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它揭示了小鲍庄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作家在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积淀，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负面因素进行了开掘，它取得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在开掘中国国民性的正负面因素中，作品也注意到了正负面因素中的相互渗透性。那么，《小鲍庄》的缺失在何处呢？在我们看来，《小鲍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作家对中华民族的正负面因素的互为因果、浑然一体的混沌状态体验不够，或者换句话说，作家对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复杂性、多义性、互补性、互动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例如，作家对“仁义”的内涵的复杂性，仁义与残忍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就有一些不明确的认识，甚至是不正确的认识。中国国民性的双面互补性、互动性的复杂形态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任何把它简单化、概念化，或者把二者对立化，都会有失偏颇。鲍彦山家收留小翠，这既是基于“仁义”的善举，又隐藏着为建设子娶妻的私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善举”的辉煌逐渐消失，为“私心”而扼杀“主体选择”的“恶行”逐渐显示，看来，“善举”和“私心”是互为一体的，截然分开只能说明认识上的幼稚所在。为疯妻拖累的鲍秉德，对结发妻子存有仁义之心，但仁义之中包含复杂的并且似乎是对立的成分，结发妻子虽然美丽却不能生子，这对他来说，是自己最大的不仁义了，对其父母来说，是其最大的不孝了。鲍秉德的仁义似乎包举不相容的内容，——对结发妻子的深情与对“传宗接代”的热望，在两者无法调和的时候，鲍秉德舍前而就后，因为中国的文化促使他舍情而取“义”，他在“情”与“义”之间只有选择后者，这种选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集体的选择；不是感情的选择，而是文化的选择；不是现实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不是生活的选择，而是一种传统力量和道德的选择。责怪鲍秉德是不太公平的，但褒扬鲍秉德，也是文化认识上的偏颇。作品对捞渣的“仁义”的褒扬，显示出作家文化修养上的局限性。捞渣作为一个象征物，并不具有美学上的太多意蕴，他是一个道德的化身。是理想美好仁义的化身。在全民大饥荒的日子里，捞渣节衣缩食，“少吃，少喝”，并毫无怨言，实现一种没有“宣言”的社会理想。“有饭大家吃”，“有难大家当”。在“没有饭的时候，我不吃，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捞渣与二小子斗老将时，他会赢，但他转念一想，自己赢了会伤二小子的心的，于是便与二小子调换了“老将”。他想上学，但是却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文化子。他在劳动时，小朋友谁割的草少了，不敢回家，捞渣一定把自己的匀给他。谁打架了，捞渣一定不让打起来。跟着捞渣，大人都放心。即便是捞渣的死，作品也赋予其积极的时代意义：舍己为人（牺牲一个小孩子鲜活的生命，换取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的生命）。这就是站在读者面前的捞渣，一个没有原欲，没有个人需求，没有憎恶，只被某种信念指挥的老小孩。如果读者对这种被意识形态弄僵了精神的形象进行历史性观照，便会发现，他是封建文化中群体意识的产物；如果对其进行现时性的观照，读者会发现，他是在打着革命旗号以实现某种政治企图时代的扼杀人的主体意识的产物。这种发现，使读者顿时失去了对捞渣的众多敬畏。原来，这个形象并不是神水圣塘中净化出来的偶像，而是从封建文化与左倾思潮的泥水中滚爬出来的人物。如果作家对捞渣形象采取的是开掘中的批判，捞渣形象的意义或许会大些。令人惋惜的是，作品中的捞渣几乎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转世灵童。这样一来，这个形象不仅没有太多价值，而且说明作家的美国之旅虽然使她获得了世界意识，但一个“小鲍庄”还是局限了她的视野。《小鲍庄》没有让作家实现她囊括东西方的伟大抱负。
       侯永超，男，河南柘城县小吴中学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与文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