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校园小说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视域。一种是青年人的视域，以一批“80后”写手为代表，将校园小说的青春梦幻和时尚特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校园小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样式小说，针对着特定年龄段的读者，在带给他们阅读亲切感的同时也带给他们各式各样的白日梦。另一种则是成年人的视域，如近年来活跃于校园小说创作的孙春平、阿宁、曹征路、汤吉夫等。在他们的笔下，校园也不再是单纯的象牙塔，而多多少少在社会大气候下变成了祛魅后的名利场、风尘场。在这种视域中，既包含了作者的忧思，也不乏为了保存希望而特意创造出来的理想人格。前一种视域的风格是轻盈的、飞扬的；而后一种视域的风格则是沉重的、凝滞的。
湖北的作家晓苏，大学教师，主要经历就是从家乡油菜坡来到大学求学、教书、做编辑。他的人生经历可以被分为乡村、校园这样两大块；他的小说因此也就被分为乡村小说、校园小说这样两大题材。总体而言，晓苏的校园小说从内质上应该归于后一种视域。但是，晓苏特殊的短篇小说技巧又使得这些校园小说摆脱了成年人笔下的沉重、凝滞，于沉重中显出诙谐和调侃，于轻盈中展示一幕幕可鄙可耻；他始终让校园的绿色和世俗的灰色、让校园的庄重清纯和世俗利益欲望的轻佻污浊这种种本该截然相对的成分竟然能够和谐统一的共存于一个时空之下，从而使他的校园小说在保持着浓浓的校园味的同时，对一般人传统观念中的校园文化进行了更加彻底的颠覆。
一
我就先从一篇名为《吊带衫》（载《延河》2005.12）的小说开始吧。《吊带衫》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中展开，因为故事里的三个男性角色，分别是这三门课的教师，而故事里的唯一女性角色，则恰巧要通过这三门课的考试。具体的学科知识加上典型的校园生活内容——上课考试，令这篇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校园氛围。从阅读快感来说，校园小说之区别于其它题材小说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之于这种特有的校园氛围——它可以说是校园文学最基本的装饰物。当我们谈惯了那些世俗话题、看惯了那些世俗生活场景的时候，遇到了这些装饰物，自然会有一种换了口味的清新之感、轻松之感。相对而言，成年视角下的校园小说，似乎不太在乎这些校园小说的外在装饰标记，而更注重于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过程。就此而言，晓苏的校园小说与之相比，显然有了区别，因为他并不排斥校园小说给人带来的阅读的轻松感。正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晓苏对这个典型的校园生活背景进行了一场微妙的置换：女学生谢丽婷要通过三位教授所讲授的三门功课的考试这一校园生活中的求知求学过程，被转换为一个女人要通过三个男人的“考试”这一世俗社会中的欲望利益交换过程。谢丽婷运用了自己的美貌和财力向着三位任课教师发起进攻；于是相应的，小说中的人物、场景的符码含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学生被转化为女人、男教师被转化为男人；而知识呢？“安必先说，论鲁迅《药》的思想性，你可千万要把笔记背熟，这一题40分呢。安必先说完朝谢丽婷的乳沟处看了一眼”，显然，知识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文化含义，而成了欲望与利益交换的中介。本意是给人以精神疗救的《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被提及，的确值得我们琢磨一番其中的味道。正是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下，时下真实的校园文化以一种近乎夸张和漫画的方式自我显现出来，而我们的晓苏只是说了一个故事，至于其它的，他什么也没说。
在小说《绕床起舞》(载《福建文学》2006.01)中，已毕业3年的乔雨回到大学校园，准备复习功课报考研究生。这同样是典型的校园小说的背景情节——学习考试。不过小说接下来同样一方面利用了这些校园小说的装饰标记，另一方面又对它们进行了微妙的转换——为了复习考研，就必须找房租房，于是象牙塔里的超俗生活又一次和世俗社会中的琐碎生计嫁接到了一起，于是一个贪财、一个好色的教授夫妻先后登场，演出了一番好戏。《交杯酒》（载《春风》2004.10）的开篇也是如此：“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陈耳东教授前往郑州参加了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学术会议”，但与这校园文化符码相邻而居的场景却是会议晚宴上，这位“新时期文学学会”的会长陈耳东教授对一个女人的臀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碰头会》（载《作品》2006.09）的所有场景就是一个大学教研室每个礼拜都要开一次的例会——这同样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标签，和社会上机关企业里的那些会议相比，它少了几分严肃，而多了几分自由和随意。这或许就是大学文化的一个特征。然而这个特征的呈现，竟是通过老师们毫无顾忌地在背后说人坏话来完成的：每次例会，只要哪个老师没来，大家就会一致地说他坏话。《做复印生意的人》（载《长江文艺》2005.12）更让我们看到了维系校园运转的，并不只是教师、学生、上课、考试这些精神层面的活动。校园同时意味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商机，比如学生求知的需要就能带来兴旺的复印生意。于是那些靠着这些商机讨生活的人也就成为大学校园的一部分。于是，就从某一个教学楼的复印室——一个知识的传播处——开始，一系列连环式的肉体交易链渐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总之，晓苏的校园小说非常注重那些外在的校园生活、学习、教研活动场景，而且这些场景和标记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情节背景，它们本身就是情节展开的关键环节。但是在每一篇小说里，晓苏又同时对这些校园文化的符码进行了置换。他耐心而从容地写尽了校园文化的幌子，然后又不慌不忙地叙说其中面目全非的里子。而这样的幌子和里子之间又竟然毫无冲突、顺理成章地达成了转换。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交杯酒》里的陈教授想尽方法筹划学术会议会务的同时，也看到他实际上是在费尽心机实现自己的一次肉体欲望；但这两者放在一起我们竟然不会感到其中有什么不和谐，我们只是觉得滑稽、好玩。晓苏就是将这幌子和里子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价值判断、情感色彩搀杂其中；而我们所看到的，就好像是透明玻璃背后的一场校园真人秀。
那么这种写法和其它的成年视域下的校园小说更为根本的不同究竟是什么呢？一般而言，成年视域下的校园小说即便在批判当下校园文化堕落的同时，仍然暗含着一个校园文化理想。他们笔下的校园、师生角色已经充分社会化，校园色彩在世俗大潮的冲击下已经非常淡化，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校园不像校园，校园生活和一般的尘世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读着读着甚至不禁会问：这还是学校吗？这还是老师吗？这还是学生吗？这还是校园生活吗？而所有这一切的“不像”恰恰说明了那些作者心目中存在着一个纯洁脱俗的校园文化理想。晓苏的校园小说却正好相反，他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一些像老师的人、一些像学生的人、一些像校园生活的场景、事件，来强化校园文化的种种标记，足以让校园文化之外的人读到一个新鲜的世界。读者们从开始到读完都不会有任何怀疑：这就是校园、这就是老师、这就是学生、这就是校园生活，然后他们会恍然大悟：原来学校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真可谓既陌生又熟悉。晓苏就是这样恰倒好处地运用了幌子和里子之间形成的张力，使他的小说文本在单纯透明地说故事的同时，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力量：特别是校园文化的种种标志——那些幌子被描写得越详细、越完好，这种反讽力量就越强烈，而其中的颠覆意味也就越强烈。
二
晓苏的校园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而言，成年视域下的校园小说都是以教师/知识分子为自己的主要角色。晓苏自然也不例外。但晓苏的特别之处在于，当他揭示出这些知识分子的丑陋处时，同样是以一种“幌子+里子”的方式，写出这些人物形象的多层次性：他们一方面都很“像”老师，有学问、有点迂、有点夫子气，总之，身上有那么一股书生气；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委琐、有算计、被欲望弄得身不由己、无法自控而丑态百出。也就是说他们固然坏，但他们的坏是那种知识分子才独有的坏，和一般社会中人的坏不一样，在让你恨的同时有时候又让你哭笑不得。
就以《绕床起舞》中好色的老教授周泉来说吧，他赤裸裸地对着租他们家房子准备考研的女学生乔雨提出，用一定的经济好处换取她“有时间陪我喝喝茶，跳跳舞”，让乔雨好像“吃着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吃着吃着，就吃到了一条虫”；但接下来他的一番表现，又让乔雨忍不住要笑：“周泉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千万不能告诉鞠老师我到你这儿来过，否则她会大闹天宫的……我丝毫不是危言耸听，老鞠这个人我是太了解她了，一是贪财，二是吃醋，一生都改不了这两个毛病。也许你还不知道吧，我一个堂堂的博导，居然不能招女研究生。老鞠总是指责我好色，其实我原来并不好色的，后来确实有点好色，但那都是老鞠造成的。如果老鞠允许我招女研究生，我怎么会偷偷摸摸地找别人的女研究生喝茶跳舞呢？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乔雨听着周泉的话，忍不住偷偷地笑”。这种毫无设防之心、对着任何人都可以如竹筒倒豆子般倾诉到底的行为方式，把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书呆子气和迂腐味展露得活灵活现。这样的人物形象的两个层面，难怪要让刚刚被他性骚扰过的女学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而这位老教授之所以最后被捉弄了一番，原因也就在于他身上的那股书呆子气带给他的不谙世事的轻信。《春天的车祸》（载《芳草》2003.04）的主人公费甫也是这样一位书呆子气与好色兼而有之的教授：“无论教书还是著述，老费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无论对同志还是对家人，老费都是以诚相待、平易近人……惟一的不足是，他太喜欢女学生了……要是仅仅喜欢也就罢了，关键是老费太喜欢了，太喜欢就是爱，知道吗？一个有家有口的男老师，去爱他的女学生，这难道不是错误吗？”
和前面两位老教授不同，《吊带衫》里那位老婆一回娘家就琢磨着找个情人的石暮生教授，年轻有为，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一方面盼望着和美丽的女进修生谢丽婷发生情人关系，一方面又有那么点清高，鄙弃单纯的肉体满足。他所希望的情人关系，不是刚认识就上床那种，而是要用文火慢慢炖，炖出感情来才行。因此他在第一次得到和漂亮而主动的女进修生谢丽婷上床的机会时，克制了自己的冲动，“马上从床上弹了起来，惊慌地说，不，我得走了”，而原因就是他觉得彼此的感情还没有达到“做情人的程度”。他不喜欢直接的肉体交换，而是要用自己的才识真正征服这个女人。在谢丽婷备考的时候，他没有向她透露任何试题，而是运用自己的才智单独辅导她的功课：“那天晚上，我集中给她讲了《
诗经》中的几首诗，有《采薇》、《蒹葭》、《七月流火》和《君子于役》。我逐字逐句逐段地讲给她听，力求深入浅出，开始她还听得有些迷糊，渐渐地她便听出一些味道来了，到了后来她的眼睛里居然闪出了兴奋和激动的光芒。”如此这般，以至于已经靠肉体征服了两位教授的谢丽婷居然升华成了一位淑女，如贤妻良母般帮石教授收拾起久已没有打扫的居室，终于让石教授感到了火候已到：“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谢丽婷。我想尽早把谢丽婷紧紧抱在怀里，拼命地吻她，摸她，然后和她上床……”单就这番独白来看，完全是一个好色之徒的心声，但是这个人同时又是校园里的知识分子，于是本是轻佻的猎艳行动就被认认真真地玩出了情调。而这种“认认真真”的“情调”，正是源自于一个大学教师本色的才华和长期读书生活所造就的思想情感深度。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载《花城》2005.02）是一篇让人看了总是忍不住要去琢磨的小说。之所以会这样大概就是因为其中的男主人公方宏声同样是年轻有为的教授，他不但学问做得深，搞起婚外恋师生恋也很高深，不按常理出牌，让人琢磨不透。当他的老婆田秀词和情人卜佳曲在楼下打架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却“干脆转身上楼了，仿佛两个打架的女人与他什么关系也没有”，以至于正在打架的两个女人“一下子惊呆了”、“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情再打了，她们同时松开了对方”。因为他“书写得太深刻了”，更因为他自身所特有的儒雅魅力，即便是被他伤了心的前妻和前情人也总是情不自禁回味他的种种好处。然而他却仿佛参透了感情的奥秘，只肯和女人们春风一度，却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和我谈什么爱情”。显然，他的“不谈爱情”和我们所熟悉的只讲欲望不讲感情，或是拿钱买感情的一般社会中人不同。在这“不谈爱情”的背后，似乎总有那么一种关涉人生、人性、生命本质的忧伤和失望。而这种忧伤和失望，超越了一般的功利、欲望，并非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恰恰是那些好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精神标志。在这篇小说里，大学教授一方面不能免俗，也要在时代大气候下玩起婚外恋、小蜜之类的生活游戏，但另一方面，他的内心世界又和一般人不同，他依然显现出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深刻和复杂。
在我们通常看到的校园小说中，教师形象可分为三类。一类为“下海型”，他们已经或正在抛开校园文化给他们刻下的印记，转而遵奉、学习另一套市场、交换的规则；第二类为“坚守型”，他们固守书生本色，固守为人师表的种种寂寞和清贫；第三类为“煎熬型”，他们游走在以上两类形象之间，备感矛盾和痛苦。但晓苏笔下的教师形象却非以上三类所能概括。市场功利、欲望权力与大学精神、学问理想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矛盾，这些生活、追求的不同取向已在这些教师身上呈“和而不同”之状，供他们在其间自由穿行，将那校园生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
三
其实，不论是校园小说的青年视域，亦或成年视域，皆或显或隐地包含着理想、纯情、浪漫和现实、功利、欲望的矛盾，皆是在这一矛盾中展开有关校园生活的叙说。而晓苏的新校园小说之新，正在于他从根本上颠覆了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来演绎校园生活的叙事方式，准确地把握住了大学文化在当今社会文化格局中的新地位和新的存在运行方式。
多年来，我们的大学在不断扩充，大学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格局中所拥有的力量、所形成的感官冲击力、所占据的话语权都在不断增强。大学所拥有的物质基础也在整个社会格局中占据上游。总之，在我们整个的多色调社会文化环境中，大学文化的特有色彩在过去10多年里大大获得了加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高等教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高等学校工作、生活，大学生活的特殊魅力也同时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因此如今大学文化面临的危机其实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受到市场经济、世俗风气的冲击。或者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如今的大学文化其实根本没有危机，它甚至凭借着自己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的话语权，而呈现出强势扩张的趋势。从晓苏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笔下的教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苦恼和问题，但没有一样苦恼和问题来自于大学校园本身。相反，他们所有的快乐、满足、享受正是大学校园所赋予的。然而在另一面我们又看到，大学校园中的行为规则其实和大学校园外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大学文化同样容纳了对名利、欲望的认同和追求，而且正是这种容纳，反而提供了大学文化发展、扩张的物质基础。大学文化越是容纳这些看似与之不相容的一切，它在保证自己特有的校园文化氛围和校园文化精神境界上就可以做得愈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比方说如今的大学校园中，各种学生社团文化活动远比从前丰富，然而在这种丰富的背后却是对市场商业赞助机制的引入。这正是当今大学文化生存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悖论——它越不是自己，就越像自己；它越像自己，也就越不是自己。如《背黑锅的人》（载《收获》2005.05）——从男主人公乌鸦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为同学海燕背黑锅都是为了同窗之谊；然而这同窗之谊越是持久，越是被发扬得淋漓尽致，它也就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愈发趋于一种可笑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里的同窗之谊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像”与“是”之间的相反相成恰成整个校园文化的写照。
晓苏的校园小说正是敏锐地把握了校园文化运行、发展中的这一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写出了校园文化、校园生活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暧昧”。晓苏的小说写出了当下校园生活和大学文化的幌子和里子。但他却没有将自己的着眼点放在“表里不一”上。在他的笔下，看上去“表里不一”的大学文化，其实彼此非常和谐、一切事情的发生皆是顺理成章。那些富有校园文化特征的符码和世俗功利符码之间的转换就像换一件外套那样简单、自然。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所谓的大学文化，所谓的校园氛围，其实就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另一种扮相、另一种装饰。它对于社会中人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新鲜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情调。看罢晓苏的校园小说，我们会如同看罢《青春万岁》这样的理想型校园小说一样感叹：这些老师和一般人就是不一样，老师到底是老师，校园到底是校园。然而除非深思，我们才能感觉到此“不一样”绝非彼“不一样”。这份难以言明的微妙所造就的暧昧，正是晓苏这组校园小说的神韵所在。
我们似乎已进入了一个“装饰美学”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完全不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却在家庭装修讨论大谈中式风格和欧式风格；卡拉OK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和《英雄赞歌》也可以毫无冲突地在点歌单上分别占据一个位置。而另一方面，那些看上去堪称新世代的时尚先锋，他们在每一场演唱会中狂热挥舞荧光棒的动作和他们几十年前的长辈有节奏地挥舞红宝书的动作相比，其实又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如此情态下，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还有多少意义？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追问又剩下多少意义？表象与本质——这自古以来用以描绘事物的范畴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所指。徒留装饰标记的文化、思想、生活，包括大学校园中的一切——在将世界装饰得愈加丰富多彩的同时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确切的教诲、指示——或许我们仅需要这些感官、视听的盛宴就已经足够，我们不需要把一切都弄得那么清楚，我们宁愿保留暧昧？——这也正是我看罢晓苏这组小说后发出的由衷感慨。
金立群，男，评论家，现供职于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