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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40至7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历史年代。这个年代的特殊性，就在于，这期间的文学不但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深受战争心理的影响，而且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中，又因为整个国际冷战背景的关系，被纳入到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制之中。在这样的体制中，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者在有些时候还难免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对于向以追求心灵自由和创作自由自命的作家来说，自然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在接受这种限制和约束的过程中，尽管有些作家看似自觉自愿的，实际上都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和痛苦的内心斗争，更多的作家则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与这种限制和约束发生龃龊和冲突，有时甚至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事件，甚者如“文革”期间还造成了许多人身的伤害。
       惟其如此，近30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些作家的人生和命运，就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后来有论者又越过文学研究的边界，把这个问题引向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时间，竟因为知识分子问题的升温而成为一个热点。在这种研究的热潮中，虽然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反思逐渐深入，敞开了一些封闭已久的文学史空间，对有些个体及其文学活动的功过是非，也给予了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评价，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研究因为所注重的主要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而不是他的创作活动及其成果，所以渐渐地也便脱离了文学研究的本体，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或人生历史研究的一个片断。
       毫无疑问，湖北青年评论家李遇春的专著《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作家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只是，他让这种作家研究回到了文学的本位，而不是游离于文学研究之外。换言之，他不是在为这期间的作家所遭受的某些不公正的待遇，向社会寻求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也不是像流行的知识分子研究那样，按照某种西方标准，确认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而是旨在通过作家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在应对文学环境变化的诸多复杂的选择中，是如何处置内在的“自我”与外在的“规范”之间的关系的，以此来阐明一种文学秩序（或曰制度）的建立对作家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因此而造就的各种文学立场和话语形态。
       为了深入地阐述这个问题，作者尝试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结合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这期间的文学中权力（包括“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如何影响文学主体的心灵，主体又如何通过各自的话语方式对权力的影响作出回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精神症候式分析。虽然这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的使用，有时难免给人以陌生之感，但因为作者并非胶柱鼓瑟地生搬硬套，而是在精研其原理的基础上，酌用其方法，且不主一门一派之理论，而意在融会各家各派之学说，因此这些理论和概念的运用，从总体上看，并不显得如何的格涩。相反，在我看来，倒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用一句如今在学术界流行的行话说，这也正是它的独特的创新之处。
       说到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让我想起了与本书有关的一点往事。十年前，遇春在我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创作心理。毕业后，遇春继续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把张贤亮的研究个案推而广之、扩而大之，由一作家及于一时期或一时代之作家，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依旧是：一时代的政治如何因为对作家的影响、限制和压抑，在作家身上积聚为一种心理能量，这种心理能量得以释放出来，又如何转化为一种创作的动力，成就一个作家的创作或一时代之文学。
       这不过是我给他的一点简略的提示。但这点经验式的提示，在他写作博士论文时，却被他发展为一种自觉的方法。在最后确定以上个世纪40至70年代作家的话语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之后，遇春一面对这期间一些较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作家，逐一进行个案研究，一面精研当时正成为译介热点的福柯的理论，及与之相关的“西马”理论家的理论，在他所熟悉的精神分析等心理原型理论的基础上，寻找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在文学研究的问题上，我这个人向来不主张迷信理论或方法，不相信理论和方法就是万应灵丹，但对遇春这种活用理论、方法，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研究的拓深开新，我还是深表赞赏的。
       於可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