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繁盛的诗坛上，曾出现两位泰斗，一个是田园诗派的奠基者陶渊明，一个是开创了山水诗派的谢灵运。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而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他为永嘉太守时，每次游赏山水，从者动辄数百，以致被误解为盗贼。正如《
宋书》所记载，“故自出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对于谢灵运来说，赏玩山水，只是他暂时逃避现实政治韬光养晦的手段，他的目光，随时都关注着政治和自己的利益，“一部谢诗，便是其用事思想的注脚。”而陶渊明则是在田园的隐逸中，超越着时代的功利。
下面笔者就从陶渊明、谢灵运的诗作中来具体分析他们诗歌的区别。
一、与玄理的结合方式不同。
袁行霈说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常常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诗往往是山水和哲理生硬板滞的结合。如其《过白岸亭》前段写白岸亭一带的水光山色：“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后来却接以“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的理语；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既有“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的佳句，末了又冒出“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干瘪说教。在谢灵运的审美活动中，山水自然景物给予他的，主要是哲理的思、玄理的证据，而非审美的愉悦、情感的兴会。“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在陶渊明的诗作里，自然景观不再是玄理思辨的媒介，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对象同诗人的主体情感高度和谐融洽。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主体“精神沉入物质之中”。《饮酒》其五就是很好的例子：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诗人在“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的日常生活中，体悟出一种“心远”的人生态度，感受到人生最高的解脱。又如“日人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傲啸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战！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酌》）在这些诗中，我们很难指出哪句是理语，哪句是景语或情语。如朱光潜所说，“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自然景物是作为“作者的整个的人格”而出现在作品中的。
二、诗歌意境不同。
袁行霈先生说过，“陶氏写松意不必在松，写菊意不必在菊，写归鸟不必在归鸟，言在此而旨归于彼。但谢氏则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也就是山，写水亦就是水。”
谢灵运的诗往往只构画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展现的只是山水之美。如《登池上楼》“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是一幅很美的山水画。而陶渊明的诗在使读者接触到田园生活的同时，还将其带入一种境界中去。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景象，而是将那些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融入到诗中，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蕴含着极不平凡的思想境界。比如其诗《荣木》借对荣木之花朝生暮落特点的描写说明人生短暂，祸福无常：“采采荣木，结根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亡。人生若寄，憔悴有时……。”“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
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山水诗，共同勾画了两个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平淡自然的风格，将《诗三百》以来的自然艺术推向了极致。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正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所说，“陶公别是一种，自然清深，去《三百篇》未远。”“大约陶、阮诸公皆不自学诗来，惟鲍、谢始有意作诗耳。”
杨菲，杨琴，湖北长江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