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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社会恒常的一种传播媒体，电视使观众拜倒在它的屏幕下，以富有创意的方式播出节目，传播声像文本和意识形态。但是从结果判断，电视又并非仅仅具有休闲工具的属性，还具有一定的“权力”。那么电视的魔力是否使观众完全难逃“权力”笼罩，电视与接受对象是否处在一个线性的传播路径上，受众如何能动地观看电视？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用精妙的理论话语阐述了电视的受众内涵。
       一、读者是受众的身份构成
       电视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死的物体，而是一种进行精巧复制和转播视觉幻象的文化媒体。它依靠高新技术，提供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和碰撞的战略场所。不少论述也认为，电视的霸权话语使观众被迫接受，拉斯韦尔的效果分析理论和香农的传播线型模式的理论假设是：意义存在于信息中，而信息的传递过程就像传递包裹一样，当受众打开包裹，意义就能完整地取出来。70年代后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它认为受众想从包裹里取什么，就能取出什么。可以说这些理论都把观众看成是单一的媒介受众，这种线性、单向的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动作与能量。
       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中用读者(readers)指称看电视的人，从而确立了富有后现代意味的电视受众观。读者在接受美学理论中具有革命性含义，具有介入、对话、填补、撤退的权力而并非等待意义的文化笨蛋。在菲斯克看来，用读者而不用观众(audience)是因为读者比观众更积极，更能体现接受的互动性、多重性。他也使用了“观看者”、“观众”等术语来指代看电视的人，但他们的单数形式使自身隐没了差异化生存现状，他们的阶级、信仰、趣味等等全都化归到服从信息指令的被动角色上。即使在观众后面加上一个“们”字，复数性质的人群仍然无法消抹由群体归属感所带来的同一性可能，他们的关键性动作无法得到鲜明揭示。读者则是一个“去游牧性”的词语，读者在观看电视时是身兼二职的，既是崭新意义的生产者，又是电视文本的消费者。他反对电视对读者有魔弹效果的说法。读者和电视是互动的，不能把节目看成因，读者的反应看成果。读者是复数而不是单数的，是因为单数暗示观众是均质的、一模一样的受众，他们的思想一致，接受同样的信息，产生同样的意义。复数则说明观众是有差别的、群体丰富的，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的乌合之众。读者具有稳定积极的动作，面对文本可以阅读，面对电视施行观看。因此“看电视的过程是文本与各种社会读者之间典型的协调过程。”
       菲斯克非常强调电视观看者，也即读者的权力。他认为，在大众社会，虽然作为文化基础的物质和意义体系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是由文化产业生产出来的，然而把这些物质转换为文化以及把这些物质与快感进行互换，这个过程只能由电视读者来完成。当然读者身份的确定不仅使电视受众从被动的理论境域中挣脱出来，还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能力，也就是构造日常的抵抗战术。这一点与读者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
       二、社会是受众的属性支持
       传统的影视理论割裂了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受众只作为文本主体被加以研究，忽视了其社会主体的一面。菲斯克认为如果把观众当作文本主体，就等于承认他们是相对无力的和消极的。他的支撑性观点是，实际的电视观看者主要是社会主体，并非文本主体。这种看法主要着眼于意义构建的影响和作用，虽较模糊但也具备再阐释的空间。
       读者首先是社会的主体，然后才是文本的主体。人的情感体验、理性思考、主观认识不是生来固有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整合胶着的结果。正如菲斯克所言，我们隶属于社会力量，并与他人共享之。这些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每个读者身上都不同，因此既没有完全相同的主观认识，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主观认识。菲斯克表示把观众看成是均质的是错误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人的主观认识也是矛盾的复合体。作为社会主体的读者无处无时不存在，而作为文本主体的读者只在阅读时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经历的影响比阅读的影响更大。其实当观众面对电视时，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与电视对话时，他的社会经历、社会前理解以及之前的文本经历发挥了作用。
       当读者话语与文本话语相遇，带有不同社会利益的话语就会产生冲突。早期的影视理论认为，在调解冲突时，读者向文本投降，读者趋从于文本的意义召唤。但菲斯克认为恰恰相反，社会力量在生产意义和塑造主体时比文本的作用更大，它有及时的回报和制裁。阅读电视文本实际上是对话的过程，是主体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之间的对话过程。在这过程中，因为读者的社会性，主动权倾向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每个人的社会经历和文本印记使他拥有阅读能力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意义和乐趣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力进行阅读时产生。同时它“只能由处于社会环境中的观众对文本和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协调的过程中被激活”。
       如果把菲斯克的理论向更深一层牵引，读者的社会性体现在一种微观的暴力抵抗。由于以阶级分层为底座，菲斯克认为那些从属阶级以符号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统治阶级进行抵抗。第一种形式主要与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有关；第二种形式主要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有关。社会性的读者显然是一种积累性的对抗力量，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读者有能力去抵制主流意识形态，创造意义、快感和身份，并以此在微观政治的层面上去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影响权力在微观层面上的再分配。
       三、意义是受众的动作取向
       菲斯克认为，观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观看者能把社会关系带进电视和物质环境。观看不仅意味着主动接受，更为重要的是，观看着的读者是“文本的生产者，意义和快乐的制造者”。文本潜在的意义在与读者的对话中被全面激活。
       在意义的生产角度上，菲斯克引入了客厅政治和微观意识形态，他坚持电视文本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认为“主要不是读者的主体性服从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文本中发现的意义朝着读者的主体位置偏移”。他们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相互妥协的场地，而有着斗争的乐趣。乐趣来自对意义的控制和积极的参与过程，被统治阶级的乐趣在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或反抗，或独立，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或协商。菲斯克援引了莫利在《家庭电视》(FamilyTelevision)中举的一个例子：一个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工会成员的店员在家观看《全国观众》这档节目，他们以对立的方式，解读第一个话题：关于最近的一次裁员。但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使他对内城的住房问题采取特殊的态度。因为二战后，由于大量亚洲移民的涌入，在他眼里，内城文化已完全改变了。所以当听到年轻黑人街头犯罪的新闻时，他就倾向于采取种族主义的看法，即这次他接近于优势的、主流的解读方式了。但同时，他在内城的经验告诉他，警察也不是天使。所以，等下一次节目讨论英国监狱暴动时，他则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读，既怀疑年轻黑人，也怀疑警方。现在，他厌倦了《全国观众》，于是就换到情景喜剧台。在这里，男女各处于传统位置，由于他生活在男权的工人阶级的文化中，他就更可能以优势、主流方式解读这个节目。隶属阶级并不像批评家们认为的那样无助和没有能力，他有能力反抗，有能力坚持自己的亚文化，价值观。观众已把电视融入日常生活，能相当程度地控制，不仅在意义上，而且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角色。
       在菲斯克看来，电视本身具有悖论，它基本上是一种家庭媒体，因为看电视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电视所反映的世界又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它以类似的政治路线和抵制组成背景，并服从这样的背景。宏大与微观的双重属性使电视受众生产意义的方式显得平民化。1985年英国IBA的观众调查表明，大多数人一边干活一边看电视，边看边说话，甚至有人开着电视，只是为了减少孤独。观众积极主动地控制着电视，而不是电视主宰了观众。电视节目是人们闲谈的一大话题。菲斯克提到，口头文化(闲谈)是积极的，人人参与的。他说：“闲谈帮助观众选择理解节目的框架，帮助观众驾驭意义”。在闲谈中，连续剧的观众还会写续集，揣摩故事下一步该是什么样的，因而口头文化为电视观众提供了积极的阅读方式，意义也以大众文化特有的方式进行流通。
       不管菲斯克强调读者或者社会主体，它并没有割裂本文所论述的三点。其受众观基本符合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路数。但是在此也要警醒，菲斯克的受众观并非圆满自足。菲斯克认为读者是自主的，身处不同亚文化的读者，根据自身的文化素养，取得并建构各自的意义，这样就完全抹杀了媒介的本体效果。到后来，为了支持“文本是意义斗争的场所”这一观点，他又宣称“没有所谓的文本，没有所谓的读者，有的只是收看的过程”，从而滑向了另一个端点。这是菲斯克理论中的一个硬伤。
       袁琳，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0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