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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倾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铸在杂文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从而使这种文学样式不断繁荣、成熟。鲁迅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丰富的艺术天地。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可以说是我国现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思想意义来说，则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斗争史；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和个人风格来说，则无疑是我国散文艺术园地中的瑰宝。本文从两方面对鲁迅杂文作一探讨。
       一、深刻丰赡的思想
       鲁迅杂文内容丰富广博。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派的批判，猛烈抨击封建性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暴露，针砭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杂文的几个重点内容，形成和现实密切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此外，有一部分杂文歌颂了新生力量，歌颂了革命斗争。
       鲁迅前期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热风》都是短评，多数发表于“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其中“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赞颂“新世纪的、飞曙光”，是“四面受敌”的《新青年》作战的时代记录。《坟》收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是1918至1925年间写的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遣责这种残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的思想。《灯下漫笔》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号召青年们起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又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文明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论雷峰塔的倒掉》嘲讽了镇压人民的封建卫道者。《春末闲谈》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精神麻痹术。《看镜有感》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赞扬大胆吸收异族文化的恢宏气度，《论睁了眼看》剖析了瞒和骗的旧文艺，呼唤着文学上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闯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也有许多反封建之作。在《忽然想到》中，愤怒指斥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嘲讽反改革的保古家，发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地”的彻底反封建传统的呼叫。
       鲁迅前期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弱点。他对卑怯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剖析，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倘有权者，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他说：“可惜中国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使中国得救青年们应反过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性弱点是窒息、麻痹人民的毒剂，他也使得人们怕做前驱和闯将，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不但“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对“锲而不舍”的人则嘲笑为傻子，“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作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容；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卑怯也使人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此外前期杂文也批判了奴性等病态心理。
       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文，坚持反封建斗争，对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予以尖锐的揭露。同时，在《吃白相饭》、《推》、《爬和撞》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对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种种病态心理，病态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在文学战线上，在批判封建复古倾向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倾向，对无是生非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
       鲁迅后期杂文，由于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所以更为深刻有力。在批判现实时，深挖坏种的祖坟；在批判封建历史时，紧密结合现实斗争，把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紧密结合；把对封建思想道德的批判和对封建性反动政治的批判紧密结合。后期杂文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各种实际问题，显得成熟自如，没有一点教条气息。虽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寻章摘句，但无论是分析事例，如《论人言可畏》、《杀错了人异议》或品评人物，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忆刘半农君》都能作出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后期杂文仍注意国民性的改造，但能运用阶级分析观点，观察国民性在不同阶级阶层身上的不同表现，以及国民劣根性形成的社会原因。《说“面子”》指出：“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沙》揭示出“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许多杂文还对体现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民族性优点作出了开掘和赞扬。后期杂文表现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是在黑暗反动势力猖撅，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仍响亮地宣称：“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虽是在许多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枪杀的恶劣环境下，仍坚定地宣告：“左翼文艺仍在滋长”,“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
       二、高超娴熟的艺术
       鲁迅的杂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这首先表现为鲜明的形象性。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如一般议论文一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理论说服力，而鲁迅的艺术天才，使他极善于以新鲜贴切的比喻和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深奥的道理，使说理形象化，把逻辑性和形象性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起来，和谐统一。
       鲁迅杂文的形象性，还在于在杂文中创造了艺术形象。他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他“贬锢弊常取类型”。在杂文中创造了类型形象，如脖子上挂着铃铛作为知识阶级标态领着群羊走上屠宰场的山羊，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的叭儿狗，吸人血又哼哼发出一套议论的蚊子，为过上比革命好的生活而从革命阵线上退下来的有着投机气味的小板，依绽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拭西崽相等等。这种类型形象，概括了社会某一类人群的某种普遍性牲，用比喻、借喻、白描勾勒等方法创造出来，简练传神，尤如写意画，虽寥寥数笔，而形神俱现。类型形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类型者，“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说明了类型形象的典型力量。鲁迅在杂文中，创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各种各样的社会类型形象，这是鲁迅杂文的重大的艺术贡献。
       鲁迅的杂文，还具有抒情和讽刺性的艺术特点。他强调作家应当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类抒情性的杂文，固然是情文并茂，以浓烈深沉的情感震荡读者的心弦，即使是抨击时弊，驳难攻计的杂文，如《友邦惊诧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渗透着炽烈分明的爱憎感情。他的杂文，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可恶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予以辛辣的讽刺，使人们在开颜一笑中，否定这些东西。
       鲁迅的杂文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它的简练隽永、鲜明生动、机智幽默、多姿多彩的语言。三言二语，能把复杂深奥的理论说清点到，而不把话说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天地思考玩味；重视炼字炼句，常有包含深刻哲理的警句，如“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气。”“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些语言，意蕴丰富，鲜明生动，用词简洁，准确到不能增删更动一字。好用反语，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正似反，亦正亦谐，对丑恶可鄙的现象或论敌揶愉调侃，充满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作者在杂文中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令人叹为观止。
       鲁迅的杂文，是时代的战斗记录，是丰富的思想艺术宝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它是中国议论文体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体裁形式，并影响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批杂文作者。
       王勇，男，湖北襄樊广播电视大学教学处处长，主要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学研究，对鲁迅杂文亦有一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