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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大潮，女性意识作为个性解放的一部分初步觉醒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上的觉醒集中表现在对精神解放和个性舒展的讴歌上。张爱玲的《金锁记》、李昂的《杀夫》、庐隐的《灵魂可以卖了吗？》等作品，皆是对女性在经济上、肉体上的非人待遇，提出女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女性自身对女性非人待遇的觉醒和抗争，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的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坚持超性别意识的立场，不仅创造宽厚放达的美学效果，而且包含了文明理念的女性意识的成熟和自觉的市场。下面就以张爱玲的作品为代表分析女性意识。
       一、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女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争取平等的目标可能较易达到，但在文化、观念层面上平等则较难实现，女性很难对抗和改变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次要性地位的权力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从而争取享有身为人类的完整权力。
       张爱玲的《金锁记》通过曹七巧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来表现女性如何直接受宗法封建势力迫害而成为金钱的奴隶，曹七巧出生卑微，为人刻薄，地位低下及最终彻底的变态与疯狂等等。
       确实，在中国当今社会现实中，女性还普遍对自身的生存状况采取一种漠视态度，她们对男权统治的状况已习以为常。并且以为生来就是这样，这些普通女性，对自身所受的性别压迫几乎没有自觉意识到，更不能指望她们对女权“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发现了这种女性骨子里的女奴灵魂以及女性世世代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她对七巧的不幸遭遇流露出丝丝缕缕的同情和对宗法封建势力的憎恨和厌恶。如七巧对姜三爷表露心意却遭到拒绝时写道：“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暗示七巧如笼中鸟一样不幸与可怜。
       张爱玲在对七巧产生同情的同时又通过七巧刻薄的话语，狠毒地咒骂那些遗老家族的生活。如七巧在骂女儿的一段话：“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不如！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这一段话张爱玲借七巧的口把这些遗老家族的后代骂得狗血淋头。同时也借七巧的口唤醒了下层妇女清醒认识到她们悲惨命运与封建宗法制的迫害分不开，她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陪葬品。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唤起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不是生来就该受苦的，她们本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像七巧如果不嫁进姜家，她可能会跟喜欢她的男人生儿育女，而那些男人多多少少对她有点真心。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她的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除了《金锁记》还有《花凋》，它们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曾活生生地在她身边存在过或出现过，她曾亲眼目睹封建社会的虚伪，大多数女性受封建宗法制的折磨和煎熬，成为金钱的奴隶和爱情的牺牲品，最后痛苦地死去。
       张爱玲的《花凋》中女主人公郑川嫦与七巧恰恰相反，她是姐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她有梦想，“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等爹有钱……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漫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在这种晚清遗少的家中，女孩子想受到高等教育都属于奢侈，他们可以把钱拿去养姨太太、吸鸦片、过奢靡的生活，都不肯花在女儿身上，满足一个女孩的梦想。郑川嫦的美梦还未实现，肺病菌却潜进她的身体，啃噬她的肉体，那年青丰美的肉体。她的心理充满着对爱情的追求，一直憧憬着男女甜蜜的接触，可是想不到一场肺痨使她失去了一切。总之，她成了拖累。父母不愿把钱给她治病，眼看所爱的人另有她爱，她接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最后选择自杀，然而却自杀不成，悲伤的她从世人的眼光中没有找到悲悯，于是她又回到了家，但最终没有逃脱死亡的痛苦。
       张爱玲把郑川嫦一天一天地消瘦的肉体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作了比较，也正是这个腐烂的世界使年青丰美的肉体一寸寸死去，郑川嫦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希望，她的心也随着她的肉体一天天被这腐烂的世界吞噬。
       七巧死了，郑川嫦也死了，她们在这个社会存在，没有享受一天幸福生活，没有享受女性最起码的生存意识，就被这个男权主义统治下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张爱玲借她们的死来唤醒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
       二、反映女性意识的成熟
       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同处在一个时代，但她是一个敢于宣泄，敢于批判，并且以文学为武器，向束缚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通过她们的悲惨遭遇激起被压抑的女性群体进行反抗，向“男权主义”进行抗衡，争取自我解放。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揭露男主人公佟振保表里不一，所谓“正派人”的外衣下裹着不善的本质，他胆小、懦弱，只想索取，不愿付出。没有责任感，在玩弄了“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的情感之后，又葬送了另两个女人的幸福。
       佟振保虚伪，一切只为自己考虑打算，在玩弄了老同学王士洪的太太娇蕊后，堂而皇之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白：“娇蕊，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同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社会上是决不肯原谅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不告诉我就写信给他，那是你的错了……娇蕊，你看怎样：等他来了，你就说是同他闹着玩的，不过是哄他早点回来。他肯相信的，如果他愿意相信。”
       佟振保就是这样一个自私、不负责任的男人，然而娇蕊并没有如他所安排的那样，对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同丈夫也协议离婚了。娇蕊是一个痴心天真热情的女孩，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振保不安的地方，这是佟振保对她的评价。婴孩头脑与成熟妇人的美的联合，正是这些征服了振保。常常向他凝视，眼角里有柔情，又有轻微的嘲笑，也嘲笑振保，也嘲笑她自己。也许她已经发现振保不值得他爱，也许这是一个错误。
       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为荣耀，这是张爱玲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和个人欲望。娇蕊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动人的身材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头脑简单，看人看走了眼，这是早期女性意识在娇蕊身上的反映。在彻底对佟振保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她在爱情中跌倒后还勇敢追求爱情的真谛，个人对爱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她的世界不再只是男性，她不再成为男人的附庸，她在男性世界里勇敢往前闯，不断地追求爱，她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的价值和幸福，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爱她的丈夫，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家，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光明正大的一份爱。
       娇蕊是张爱玲塑造女性意识成熟的一个典型，她比曹七巧、郑川嫦幸运得多，她敢向男权社会进行抗争，从而获得了女性的价值和对爱的永无止尽的追求。
       张爱玲虽然也处在那些遗老、遗少的阴影中，但她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在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她的作品给人启示，她用参差的对照手法真实地记录了上海和香港上层社会的人和事，有时也只是男女间的苟和，但更多的是描写下层女性，像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她为她们的遭遇表示同情，通过对她们描写唤起更多女性觉醒，向男权社会抗争，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利和自由。
       曾有人一度否定张爱玲的创作，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作为女作家，她的作品也曾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和大陆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她的作品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抨击，追求女性自由、平等，激起强烈的女性意识。大部分女性意识作品介绍女作家，除了大陆的冰心、丁玲、萧红等，也把张爱玲及她的作品算是表现女性意识较强的作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等地对张爱玲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虽然她的有些作品还停留在做人的阶段，并未真正达到女性的自觉，但她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的高度成熟作出了贡献。
       刘莉，湖北仙桃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