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了唐代山水诗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五言之宗匠”，同时作为画家，他又开创了中国文人水墨山水画的先河，享有“南宗之祖”的盛誉。鉴于此，后人在评价王维诗画特点时常以“诗画混成”来概括。但这种诗情与画意高度统一的说法难免失之偏颇，本文就从辨析诗中有画这一传统说法入手来探究王维诗歌的特色。
首先，诗中有画，却并非王维诗歌的唯一特点。后人之所以认为王维诗中有画，是因为他善于将色彩、线条、构图等绘画技巧融入诗歌创作，使诗具有鲜明的色彩美、线条美、构图美，有强烈的空间感和主体感。最显著的例子是《终南山》，这首诗采用中国山水画独特的移动视点透视法，以精心的构图，简练的线条，成功地表现出高远、平远、深远的山水景象。诗人以俯瞰、仰视、前瞻、反顾等不同视线，由高及阔，由远转深，对终南山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描绘，以大气包举的笔势艺术地再现了云烟变幻、阴阳起伏的名山雄姿，在景象的磅礴气势中，寄寓了诗人的坦荡胸怀。在这首诗中，诗人抓取典型的山景，以画家的技法，写山中烟云，宛如一幅泼墨山水画。
然而王维在以画技、画意入诗的同时，也常以音响、乐感入诗，甚至可以说后者入诗的比例、程度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精通音律，曾任唐庭大乐丞的王维凭借着音乐方面深厚的修养与造诣，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自然山水的音响声息，将其艺术地融入诗歌意象境界中，从而使诗歌呈现出突出的音乐美、动态美。在他笔下，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既有惊心动魄的交响乐: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也有感人肺腑的小夜曲：“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有动静相间的意趣：“声喧乱石中，色静松声里。”（《青溪》）更有以动写静的妙笔：“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在他笔下，音响描摹与人物活动相结合，创造出诗境中无比美好的生机。因此说诗中有乐同样是王诗的显著特征，再考虑到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天然联系，比如诗歌语言有平仄音调，可和乐而唱等特点，王诗的乐感就更加突出。
此外，王维诗中还富有禅意，集中表现为对寂静境界的追求。禅意的介入，使一些看似狭小的境界产生耐人寻味的内涵，使作品更富有诗意，蕴含有无限的哲理。这同样构成了王维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综上不难看出，王维诗歌中蕴含画意，但画意绝非唯一特征，也绝非最主要特征。
其次，“诗中有画”是艺术意境创造的一般现象，而不是王维诗歌的个性特征。文学和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其表达方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是通过语言和文字，营造出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借以反映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而绘画则是通过线条、色彩和构图，创造出一个具象的艺术画面，借以概括画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如此，二者在创作意图和主旨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即都借助一定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来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从这个方面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与绘画的关系表现得尤为密切，认为诗是有言之画，画是无言之诗。正如南宋的邓椿在《
画继》画理部分开篇所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关于诗歌与绘画的这种关系，前人多有论及。清代贺贻孙在谈论王维诗歌特点时曾非常明确指出：“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境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止，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
对王维诗歌进行具体分析后，我们还必须对其诗歌的主要特点做出一个合理精确的概括，即普遍和谐之美。在这里必须首先对和谐、普遍和谐的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解释。所谓和谐原本是传统哲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矛盾因素的同一性，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呈现出的一种状态。笔者本文之中的和谐是指不同思想、艺术形式、不同事物之间诸多元素达到均衡、稳定、有序、协调的艺术境界，而普遍和谐，与和谐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区别，它仅仅强调了和谐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具体到王维诗歌而论，这种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如前所述，王维诗歌呈现出诗、乐、画、禅等诸形式的完美融和，并非单一的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只有用诗、乐、画、禅的全面和谐即多种艺术形式的普遍和谐来概括才较为贴切。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做到诗（文）画和谐，诗（文）乐和谐的作家不在少数，像我们熟知苏轼、姜夔、沈从文、艾青都是。但能将多种艺术形式完美地融和在一起，创造出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的，王维不愧是古今第一人。
2、佛家、道家、儒家理念之间的高度和谐。这是从王维诗歌的表现思想内容而言。倡导并追求个人人格的完美，是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共同主张，但由于思想不同，实现的途径、目标也大不相同。儒家讲求经世用世，注重立德、立功、立言；道家主张摆脱名利，顺任自然；佛家主张心如古井，处逆如顺。在王维身上儒家的影响固然不可避免，但佛家、道家的影响程度更深，三者相互折中并形成高度和谐，集中的通过诗歌创作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佛家的宁静、道家的自由、儒家的热忱三者的完美统一。对社会现实王维抱着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超然态度，即使重大的社会事件在其诗作中也很少反映。“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样使王维得以从传统的“仕”与“隐”矛盾中解脱出来，以一种自由而超脱的心情去从事写作，形成一种形神相依，悠淡静谧的气度。这直接得宜于作者儒释道思想的和谐。王维后期的山水诗向往一种没有矛盾、完全自由、无限和谐的境界，在情与景的刻划中使作者的形神高度和谐，达到了澄静自守，和光同尘的境界。《竹里馆》一诗就在现实环境中展现了这种境界：一片幽静茂密的竹林，寂静无人，月光照耀空明澄静，诗人一人独坐竹林之中，弹琴长啸，悠然自得，超越世俗红尘，表现了作者灵魂的极度超脱与自由。
3、个人内心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我内心的和谐是儒家和谐观念的起点，它要求个人思想和行为高度一致，这样才能达到个人身心的健全。推而广之，进而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但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儒家入世主张与个人人格和谐之间极易造成冲突，达到个人内心和谐殊为不易。传统知识分子在入世观念的影响下，大多热衷于参政，只有失意时才退隐山林。并时时表现出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与激越，因而在形神之间常处于极度矛盾状态。反映在诗歌创作中，集中表现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实然和应然的冲突。然而王维却是一个例外，诗作中绝少表现情与理的矛盾，表现出的是个人精神的自由，心境的恬淡和谐，这是诗人内心和谐的自然表露，是王维诗歌的又一特点。在个人内心和谐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的和谐，是顺理成章之事。《渭川田家》、《春中田园作》等诗表现了这种和谐之美。《渭川田家》描绘了一幅恬然自乐的农家晚归图，诗中“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四句，尽写田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温馨，充满浓郁的人性之美；《春中田园作》也取材于和平环境中的日常生活，描写人、物愉悦欢快地迎接春天的到来。“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描绘出物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春天美景，富有生气，充满生活之美，诗中“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这一特定形象，写出生活自然和谐的更替，写出了唐人对美好明天的憧憬和追求，洋溢着健康饱满的精神，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4、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王维不少诗歌皆在人与自然的依恋，沟通乃至融合之中展现出气韵生动的诗境美。如《山居秋瞑》这首山水诗，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中“空山”二字笼罩全诗，既表示雨后山中空寂无人，又表明秋雨初霁，山中处处空旷宜人，为整个画面奠定了空灵洁净的基调。中间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取景典型，得宜于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眼光：天色已晚，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泉水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视觉一明一暗，感觉一静一动，环境清幽明净，优美如画，构成了和谐的自然美，在此美好的大自然中，洗衣归来的浣女，竹林中一路欢歌笑语；捕鱼而还的渔夫，顺流而下，扁舟划破了荷塘的宁静，静谧的空山顿时彰显出盎然的生机。这种自然环境的刻划，不仅着眼于景物本身，而且善于在自然景物中融入人的活动，把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人的淳朴恬静结合起来，达到高度的统一，形成优美隽永的意境，从而将山水诗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世诗歌创作留下了不可企及的范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诗歌创作的技巧、从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还是从诗歌塑造的艺术境界方面来看，和谐之美都是王维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普遍和谐正是其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
刘书营，男，河南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