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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佛斯的神话故事，经过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的加工，使西西佛斯由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变成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人类觉醒的精神象征。他不问结果只计过程，在茫茫的不可知的厄运面前，进行艰苦的不屈的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成为人们生存下去的现代启示。中国有位作家叫史铁生，他生就一幅大骨架，豪放，大度。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位作家七十年代初在陕北插队时期因患腿疾返城治疗，自此以后便再也没有站起来，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对他来说是幸耶不幸？恐怕一时说不清楚。如果没有这一场灾难，《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散文佳作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场灾难对史铁生来说，使他担当了两个角色地位，既担当了西西佛斯的角色地位，又担当了苏格拉底的角色地位。这一身而二任的地位，使得史铁生成为中国当代有独特色彩的作家。况且，他的很多散文名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影响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因此，笔者就其散文创作的独特所在进行观照与分析便愈发显得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大多数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作为一个残疾人的心理特点对史铁生的影响。由于他的双脚已不能在这个地球的表面上行走，于是他的活动范围大大受了限制。他的一切便转向了内心，这种转变对于他这样一个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重要的作品都与这种转变有关，例如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毋宁说是抒发一种感情。“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排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是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这些说道一点都不新，只是我用了好些年才得到。”[1]从这个清平湾开始，史铁生对生活的叙述，不再是对外在的故事情节的编排，而是对内在的感情的抒发。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的抒发又和他对命运的偶然性、神秘性、非公正性的思考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殊心理相联系，这样便形成史铁生式的特殊文学表达：对命运不公正的控诉，对厄运的抗争与治疗，对在厄运中寄寓的看来几乎是乌托邦的期待。与此同时，他对茫茫人海，对芸芸众生，对碌碌世相，对百色人性，对大风浪中的乘小舟的弱者进行描绘，他的体验是深刻、细腻的，甚至是畸形中的细腻，带有一种病态的执拗，一种几乎是自欺欺人的期望，有时几乎使读者不相信它的真实性，而它的魅力却恰恰存在于这种几乎使读者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之中。如果没有这些，史铁生的作品不会具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读者阅读他的《命若琴弦》，大概不会对两个瞎子的故事产生多大兴趣，而对老瞎子的几乎是荒唐的追求而感动。老瞎子的师傅告诉他只有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按药方治好眼疾，使他重见光明。他弹断了一千根琴弦，打开药方，叫眼明的识字人一看，却是一片无字的白纸。但老瞎子并不认为这是一场人情的带有欺骗性的游戏，他坚持认为，他记错了师傅的嘱咐，只有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才可以按药方治好眼疾，“是一千二百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在宿命中抗争，在无奈中寄寓希望，在茫然的山野中走向远方，不论远方是什么……史铁生在两个瞎子身上表现一种“自卑情结”。一般来说，“自卑情结”是一种对弱者的贬义词，但在史铁生那里，“自卑情结”却不仅仅如此。这里的“自卑情结”，一方面是对“宿命”的无可奈何的感伤和认同，另一方面又是对“宿命”和荒诞的认同中的抗争，再者，还是一种对人生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默认。[2]三者的融会构成了史铁生作品中的“自卑情结”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在深山老林，在冰天雪地，在渺无人烟的山洞里，老少瞎子的对话是耐人寻味的：“终于小瞎子说话了：干嘛咱们是瞎子？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终于小瞎子又说：“我想睁开眼看看！哪怕就看一回。”“真想，真想——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弹吧。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命若琴弦》，笔者约略可以看到史铁生的散文创作微妙的变化：从对生活深深的留恋转向对命运遭际进行苦苦的思索。他的创作哲理味愈来愈浓。换句话说，史铁生从一个西西佛斯的角色地位逐渐向西西佛斯加苏格拉底双重角色地位过渡，命运的神秘性、偶然性、非公正性、相辅互补性等使这位作家的作品从抒情逐步向哲理过渡。他的思考是对命运的认同，又是对命运的质询，也是对命运的抗争。他的《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作品，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和升华。在《务虚笔记》中，他的抒情和哲理思考几乎触为一体了，他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不仅是抗争，而且是质询；不仅是质询，而且是沉思，带有终极关怀的性质，在不平中进行拷问和沉思。
       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人？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展？什么才能使我们独特？使我们不是一批中的一个，而是独特的一个，不可顶替的一个，因而是不可抹杀的一个？准有欲望和梦想！
       欲望和梦想，把我们引领进一片虚幻、空白和不确定的真实，一片自由的无限可能之城。
       看重我们的独特吧，看重它，感谢它，爱戴它乃至崇拜它吧。在“独特”不可能被“统一”接受的地方，在“独特”不甘就范之时，“独特”开辟出梦想之门。无数的可能之门，和无数的可能之路。“独特”走进这些门，走上这些门里的这些路。这些路可能永远互不再相交。可是倘其一旦相交，我们便走进爱情，惟其一旦相交我们才真正得到爱情。
       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
       因而焦灼，忧虑，思念，祈祷，在黑夜里写作，从罪恶和“枪林弹雨”眺望自由平安。
       眺望乐园。
       乐园里阳光明媚，写作却是黑暗。
       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名叫《务虚笔记》的书，你也就走进了写作之最。你读论文，指责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最，不能逃脱。因为，荒原上那些令你羡慕的动物，它们从不走进这样的夜晚。
       史铁生在这里向读者展示了人生的价值难题。史铁生的独特思考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可以调动读者的“联想”的思维空间，走向更为遥远的天际。
       他的《我与地坛》是一篇具有抒情和哲理深度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归类似乎也成了问题。说它是小说，说它是散文，都可以。这是史铁生在创作上内容复调和体裁复调的综合性的精品。在这篇文章里，他对有关人的生命本身的思考更深入了。他首先沉思一个人的命运的偶然性，不可选择性，随即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外化，把生命的残酷和伤痛从自我的个人的圈子里抽离出来，从而融入到一个更大更恢宏的人生境界之中。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倘若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要散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当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没有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补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这是一个哲人式的独白，它蕴藏着很深的人生哲理，它是寂寞的，却也是深刻的。为了这个思考，为了增加作品的哲理味和深刻性，史铁生的创作对讲故事愈来愈不屑为之了。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史铁生的创作转变，是因为他首先成为了一个西西佛斯。这个西西佛斯承担了上帝的不公正待遇，使他身患残疾。但他进行了抗争，在抗争中，他进行了思考，于是他又成为苏格拉底，由于一身而二任焉，史铁生的创作独具一格。在我们看来，史铁生的艺术选择有他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他的独特命运遭际造成的。他的残疾的双腿，引发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由于他不能广泛的活动，所以，他的创作越来越内心化。他的由西西佛斯向苏格拉底的转化，是缘于他身体残疾的事实存在。残疾是个体的经验，对残疾的痛苦感受和由此得出的宿命结论，属于本体宿命。但由于是对自己命运遭际不公的无可奈何的认同性的思考，有太多的个人成份，缺少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普遍性与一般性的意义和气度。在豁达中有一种乞求，在认同中有一种气愤，在辩证中有一种希冀。在进行人类终极关怀的追问中，他希望命运对他再多些怜悯和同情。这一切就局限了他作品的意义。
       再者，史铁生创作的转变，一身而二任焉的自然发展，使他陷入一个尴尬境地。以他的经历、气质、学识、才能等综合因素，他是一个有叙事能力、有抒情色彩的作家。他不具备一个哲学家的素质，他对世界的思考没有上升到整体性的形而上的层次。他之所以进行哲理性的思考，缘于命运的不公。这种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很难达到“散文大家”的高度。如前所述，史铁生的创作呈现出目前的状态是表现了叙事和抒情的矛盾，抗争和认同的矛盾，豁达和不甘的矛盾，哲理和乞求的矛盾，经历和遭遇的矛盾，才能与去向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形成了史铁生创作的特殊存在。这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与此同时，史铁生创作的诸种矛盾，也注定了他向“大家”攀登时的不时遇挫。一代才子，命运对他是多么不公，这不仅表现在他身体的残疾上，而且表现在他创作的不完整上。
       参考文献:
       [1]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A].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程锦,女，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