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小时候与群儿游戏，一个小伙伴爬上一只盛满水的大缸，失足掉了进去，群儿都惊惶逃散，但司马光却勇于担责，情急智生，拣起一块石头打破大缸，放水救了伙伴。这故事现今的少年儿童是否都知道，我不清楚。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要上过小学的便无人不晓；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学课本中就有这样的课文。那时的教科书中孔融四岁能让梨、木兰代父从军这类历史故事很多，也有少量的外国历史人物的故事，如华盛顿砍樱桃树之类。
这些故事不仅益智，而且古人的嘉言懿行对少儿幼小的心灵也能有所启导，产生素质、人格上的良好效应，这是毋庸解释的。
当前不少论者鉴于社会转轨期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浮嚣风尚导致社会道德滑落，加以全球化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文化中的负值因素的浸润，使人心更为颓靡，因而主张提倡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救治之。有人乃至鼓吹国民从幼小起就该读经，电视节目中还播出过一处以旧时启蒙读物给儿童施教的实例。用心也许不坏，但我以为其效果是可疑的。
古今事异，旧时专制政体下的意识、风习和价值观中有不少糟粕，只能批判接受，这是常识以下的道理。对少儿，干巴巴的经书尤其不宜，其效果远不及直观的形象的历史故事。即使对成人，空泛的说理也不如历史人物的具体言行作典范为有效，正如宣扬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比讲大道理为切实。
仍以本文开头举出的司马光故事为例，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不能不深受孔孟三纲五常教育的熏陶，恪守礼法而带有今日看来的“奴性”；司马光倾向保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这之间的是非讲来很复杂，可置不论。他为历史作了巨大贡献却是无疑的，他主编了通史《
资治通鉴》这一巨著，大有功于文化。他做人很正派，不失为那种社会中的直士。前述他幼时拯救小伙伴一事，更可看出他人品的一斑。他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这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风范，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那不仅是坦率和诚实，便必须高度的自律，不做错事坏事时刻慎独克己才行。
司马光更突出的是，他刚正直言，敢讲真话。
《
宋史》中有神宗死后新君即位之初的一段君臣对答，十分有味：
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
司马光说当时的统治者一面开放言路，欢迎人提意见；一面又设下这样那样的禁限，这条纪律不能违犯，那条规矩不能碰，那么谁都不敢说话，一说就可以纳入犯纪违规的罪状里。开放言路，尊重舆论便只是说得好听的表面文章。司马光看得多透，又敢于直言！这种明智的见解，这种敢讲真话的品格故事，难道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比读经对当代人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