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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泽祥，男，1966年10月生，安徽省岳西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学报》副主编，教育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共出版专著4部(其中合著1部)，发表论文9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重大项目2项。2001年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年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2003年起，享受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得几年前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掌握多少种语言最为合适？当时一个英国学者试图做些回答，但她的估计性的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答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比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在认知方面要丰富一些。语言与认知到底是什么关系？一般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一个方面，这里只就认知心理对语言表述的影响方面举些例子，并尽量地做点说明。至于什么是认知心理，如果要我在这里解释一下，那我解释的词句可能比“认知”两个字更难懂，你不妨体会一下郭德纲相声里的一个笑话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更有用。笑话如下：
       儿子：“爸爸，我饿！”
       爸爸：“又喊饿，你去年没吃饭吗？”
       什么时候吃的饭就可以喊饿？人们心目中大概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认知心理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科学家研究表明，蚯蚓的生命力很强，如果把蚯蚓切开，就可能变成两条蚯蚓。如何切开？即使没有人教你，你也会选择把蚯蚓横截成两节，而不是竖着把蚯蚓切成两半。这种切法就是认知心理导致的。
       1.女局长与男司机
       如果一架飞机失事了，你赶到现场，看到一具尸体横在那里，你头脑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决不会是急于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中国人，也不会是急于要知道此人的年龄、姓名、地位、学历等，你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要看看这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这是由于在人类意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热情，使你无时无刻不在注意到男女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有一些事情天生是男人做的，总有一些职位天生就是属于男人的，如果是女人拥有了这些“属于男人”的工作或职位，说话时就要加个“女”字，以示特殊。比如，我们说“女总统”、“女局长”、“女班长”、“女英雄”、“女战士”、“女民兵”、“女司机”，一般不说“男总统”、“男局长”、“男班长”、“男英雄”、“男战士”、“男民兵”、“男司机”。这不能说与男女不平等或分工不同的认知心理没有一点关系。同志、同学、运动员、老师、医生似乎男女更为平等，既可以说“女同志”、“女同学”、“女运动员”、“女老师”、“女医生”，也可以说“男同志”、“男同学”、“男运动员”、“男老师”、“男医生”。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职业主要是女性的，如“护士”，一般就不说“女护士”，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不少是男的，反而要称为“男护士”。
       学生虽然男女平等一些，但还是“男女有别”。大学里的学生花名册，标注性别时在女生名字后边注个“（女）”，剩下的都是男的，在男多女少的时期，这是很省事的做法。但现在的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的中文、外文专业，女生的数量往往超过男生很多，花名册仍然沿用传统的做法，只标注女生的性别，就谈不上省事了。明知不省事而为之，可见认知影响之深。
       我们一般不说“男司机”，但如果说了“男司机”，十有八九是为了对比、突出。请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1）一位男出租车司机，开一辆“面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上坐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小姐。跑了一段路，天黑下来，出租车司机有了邪心。（孟宪法《得不偿失》，《幽默与笑话》2001年第12期，15页）
       说“男出租车司机”，是为了对比女乘客“年轻小姐”，为下文的司机起邪心埋下伏笔、做好铺垫。
       2.“身残志不残”与“考个大鸭蛋”
       我们不能轻易地用“对错”或“是否理性”来评判认知心理，但明了认知心理，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某些观念，以及相应的一些说法。以前，我们常用“身残志不残”这样的话来表扬或歌颂取得成绩的残疾人。这句话包含着这样的认知心理：身体残疾了，志向也就没有了。你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你身体虽然残疾了，但仍然有志向。这种认知当然与理性、科学的认识不符，不管身体残没残疾，志向都可“残”可“不残”。严格来说，“身残志不残”是伤残疾人心的一句话，哪里是表扬？哪里是歌颂？它本身就包含着常人歧视残疾人的心理。不过，这种话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应该改一改。好在人们不会、有时也难以与认知心理较真。下面都是些包含某种认知心理的话，如果较较真，就会发现问题。
       （2）在公共场所不许吃带皮的食物。
       （3）不许在课桌上乱刻乱画。
       （4）我有钱？我又没有开银行，我又不会印票子！
       在以前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员（尤其是电影院工作人员）眼里，吃带皮的食物就会乱扔皮，就会破坏公共卫生，所以“在公共场所不许吃带皮的食物”。本来是要禁止扔皮，却说成了禁止吃食物（带皮的），当然过分了，难怪这种说法现在见不到了。
       无论是在小学生里，还是在大学生中，都有一些人喜欢在课桌上刻刻画画，于是“不许在课桌上乱刻乱画”的警示语就出现在教室里、走廊上。这里的“乱”，接近“随意”的意思，难道认真地、仔细地刻、画，就可以允许吗？细心的人可以留意一下，有些地方的警示语是“禁止在课桌上刻刻画画”，而不是禁止“乱刻乱画”。
       至于有钱跟开银行、印钞票的关系，我想就不用多说了。不过人们就喜欢这么说，你较真也没有用。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如果学生考试得了零分，有哪些形象的说法。调查得到一个结果：在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里，考试得零分，大多都可以形象地描述成“考了个大鸭蛋”。值得注意的是，考试得零分为什么不说成“考了个大鸡蛋”？是不是鸭蛋更大、形状更像老师在卷子上画的“0”分？这似乎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认知心理在起作用。在以前的农村，鸡蛋比鸭蛋珍贵（事实上鸡蛋的营养也丰富一些），喜事往往离不开鸡蛋，如结婚、坐月子、小孩过生日都离不开鸡蛋，而基本不用鸭蛋。考试得零分不是什么喜事，自然不会偏向用“鸡蛋”来描绘。
       时代在变，但人们以前形成的认知通常不会变化得那么快，尤其是与认知相应的说法变得更慢。现在的农村人已经知道城市里鸭蛋的价格一般要比鸡蛋高，但人们并没有立即把“考个大鸭蛋”改说成“考个大鸡蛋”。西北有个地方把用晚餐叫“喝晚饭”，因为以前晚餐一般是吃面条，比较稀的，喝就行了，现在晚餐即使是吃馒头或米饭，也仍然叫“喝晚饭”。我们常听人说“这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啃一口”，因为缺肉少油的时代肥肉是好东西，有油水，现在认识到瘦肉、排骨更好，也没有谁把这句话说成“这是一块瘦肉/排骨，谁都想啃一口”。当然，肥肉暗含“有油水”的意思，瘦肉与排骨无法传达这种隐喻意义。
       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要饭的”就已名不副实，要钱不要饭了，我不止一次听到主人和要饭的吵架，主要是给饭不要而是要钱，让主人十分气愤，主人们还是原来的认知，拿“要饭”做文章，怎么会不吵架？不叫“要饭的”叫什么呢？叫“叫化子”？难听。叫“讨钱的”？可能不光要钱，也要东西。看来只能回归书面叫法，叫“乞丐”吧，涵盖面既广，又文雅。
       
       3.“农民伯伯”与“昆明四季如春”
       我上的小学是复式小学，全校二十多个学生，只有一个班，一个班包括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我们喊老师都不带姓氏，直呼“老师”。上初中老师多了，要“王老师”、“汪老师”、“郑老师”地喊。一开始很不习惯，似乎带了姓氏显得不够亲近。我当了教授以后，总有一些人喊我“教授”，意思是尊敬我，可是在我的观念里，“教授”是职称，不是称呼语，我总听不习惯，老提醒别人不要这么叫，时间长了效果不佳，自己也烦了，叫就叫吧。有时候想一想，我总比孩子们幸运。孩子们泛称农民、解放军、警察、工人，似乎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农民伯伯”、“解放军叔叔”、“警察叔叔”、“工人叔叔”。解放军给人的印象总是年轻的小伙子居多，泛称叔叔是可以接受的，但农民有老有少，为什么农民不叫叔叔？不信你试一试，叫“农民叔叔”还真有点儿陌生感。仔细琢磨，这跟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的宣传有关，那时候的宣传画上，解放军、工人都显得年轻，农民总是年纪比较大的样子，给大人、孩子们的印象就是农民的年纪大一点，要喊伯伯。雷锋要是活着，我也得喊他爷爷了，但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喊“雷锋叔叔”，那个画像上的永远年轻的雷锋叔叔。我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也许在不断延伸，但对称呼雷锋（“雷锋叔叔”）的认知，却一直停留在他牺牲的那个时候。
       说到认知对称呼的影响，不能不说恋人的称呼。我们已经习惯的说法是“情哥哥”、“情妹妹”，不会说“情姐姐”、“情弟弟”，因为中国传统婚姻的年龄认知标准是男大女小，农村里更是如此。
       人们的认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再向外界投射。人们把头、脚等的身体结构投射到山、墙等事物之上，可以说“山头/山顶”、“山脚”、“山腰”，也可以说“墙头”、“墙脚”。人们脸部的正面朝向为“前”，投射到别的事物身上，房屋、大楼的正大门方向为“前”，车正常运动的方向为“前”，人面对山、树等的方向为“前”，“前”确定了，“后”就好办了。我国的傈僳族，称呼长辈时，在称呼词语的前头加个“a”，表示尊敬和亲昵，这种称呼法也从人投射到一些牲畜和常用的生活、生产物品上，如在表示马、牛、鸡、刀、南瓜等事物的名词前也加上“a”，表示这些事物是傈僳人生活中的亲密伙伴。人们所处的时空环境，也是认知的基础，并成为认知别的时空的参照。我国的羌族从汉代起就生活在岷江上游的高山河谷之中，河流的上下游是羌族人民认知方位的重要参照，这种方位意识也投射到动作动词之上，如在表示喝、吃、吞、吮、泻的动词前边，都用上一个表示“向下游方向”的词缀。我们谈论气候时，常说到：黑龙江冬季严寒漫长，春、夏、秋三季短促；海南长夏无冬；昆明四季如春。这些说法，容易把人搞糊涂，春夏秋冬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原来，四季并不是这些地方的先民的认知结果。人类文化进步最快的地方是北半球的温带，这个气候带的先民对一年内气温的变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人们按照对气温的不同感受，把一年分成了四季，再以此为认知参照，去评判寒带和热带的季节，才会形成“昆明四季如春”之类的说法。
       4.地龙、五谷虫和“不含添加剂”
       我们常常听见“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人们对人、对事总有一种习惯的看法，家应该是个什么样，人应该是个什么样，鬼应该是个什么样，不一定说得清楚，但人们心目中有个比较一致的认同。某些看法或认同如果在孩提时代就形成了，就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童年应不应该都是快乐的，值得认真考虑。但童年的快乐比痛苦多一点，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是有利的。这是题外话。
       我念中学的时候总以为大学教授应该是戴着眼镜，头发花白，穿着西装、皮鞋，拎着装有书本、讲义的皮包，拄着拐杖，文质彬彬，谦虚随和，等我上了大学，才发现这样衣着打扮的教授很少。在一般人眼里，大学老师应该是大方稳重、文明礼貌、谦和亲切、知识丰富的人，一旦看到大学老师们买小菜讲价、为职称和房子争吵，就觉得不像个老师。人们对老师的认知，近乎“圣人”标准，如果老师们总是以常人来要求自己，犯常人会犯的错误，老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一落千丈。其实何止是对老师的认知，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习惯的看法，有时会在语言上表现出来。
       蚯蚓和蛆虫都是清热解毒的良药。有个药师卖这两种良药，打了个广告：“本店专售清热解毒良药蚯蚓和蛆虫。”顾客们不但不买，还议论纷纷。“蚯蚓到处都是，不希罕！”“蛆虫脏兮兮的，谁敢吃！”药师的妻子劝道：“药是好药，就是名称不好，改一下吧。”药师苦思冥想之后，把广告改了一下：“本店专售清热解毒良药地龙和五谷虫。”“龙”在人们心目中是神物，神奇珍贵，“五谷”是活命的养料，五谷虫是吃五谷长大的，既不脏也无毒。改名之后，良药被争购一空。
       药师利用了人们的习惯看法，把“龙”、“五谷”这些人们喜欢、放心的字眼安在药名上，放到广告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告的确能反映出人们的认知心理。我们可以在食品或饮料包装袋上看到“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的字样，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某些商家常在食品或饮料里放添加剂或防腐剂。包装袋上标有“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这些字样，跟说“男司机”是一个道理，也是为了对比、突出。
       对于商品，消费者心里总有一杆秤。传说三十年前有个人开了一家鱼店，并在店门口挂了一块招牌：“新鲜的鱼在此出售”。一个人走进来说：“难道有人要买不新鲜的鱼么？”店主人觉得有理，便将“新鲜”二字去掉。又有一个人来到店中，说：“难道你还在别的地方卖鱼么？”店主人也觉得有理，便将“在此”去掉。又一个人走进店里，看了招牌说：“‘鱼出售’？难道还有什么人会免费赠鱼么？”店主人又去掉了“出售”二字。又有一个人走进来说：“瞎子也能远远闻见鱼腥味，知道这儿是卖鱼的，招牌上的‘鱼’字有什么用呢？”于是店主人拿下了招牌。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白。一片空白最接近人们对商品的认知：鱼是新鲜的，在这里出售。现在因为有人卖假冒伪劣商品，卖不新鲜的鱼，人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所以卖鱼要昭示“新鲜”，用“专卖”或“专柜”表示别无分店、谨防假冒。“不含添加剂”、“不含防腐剂”、“新鲜”、“专卖”或“专柜”都是突出的标记，有标记是不正常的，因为常规的、认定的东西遭到了破坏，只好加上标记来突出、说明。
       加标记来对比、突出，的确是人们常用的手法。在湖南邵阳话里（属于湘方言），爹、妈分别说做“爷”、“娘”，儿子说做“崽”，但把干爹叫做“亲爷”，把干妈叫做“亲娘”，把干儿子叫做“亲崽”，媳妇背称婆婆为“家娘”。其实“亲”、“家”这些语素，主要是对比、区分，是个标记，并不是真的“亲”、真的“家”。没有标记的称呼，反而比有标记的称呼要“亲”、要“家”。
       5.“我儿子”与“你儿子”
       常言说得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做父母的大多都有一个潜在的意识：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孩子要听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指望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或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这种认知即使在全社会都有共识。自己的孩子可以打骂，只要不到虐待的地步，不会犯法，但老师打学生、大人打别人的孩子就犯法了。法律书上没有规定父母也不能打孩子。“父母拥有孩子”的认知，表现在语言上，常常不用“的”字，如“我儿子”、“我女儿”。其实有血缘关系或长期亲密相处的人，都倾向不用“的”字：“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妹妹”、“我姑姑”、“我舅舅”、“我爱人”、“我女朋友”。如果一定要加一个“的”字，如“我的爸爸”，就显得有些生分。认知心理与语言表述有个相当一致的地方，即牢固拥有不可让与的、情感上亲密的，语言表述时也要紧靠在一起（所以排斥“的”字插在“我”与“爸爸”之间）。血缘关系不可替换，可以替换的东西，就倾向用“的”字，如“我的车子”、“我的铅笔”、“我的客人”，如果不用“的”字，单说时就不好接受，如回答“这是谁的车子”时，你一般不能省掉“的”字，说成“我车子”。
       儿子是父母共同养育的，有趣的是，由于认知心理作用，夫妻双方有时候会下意识地说“我儿子”，有时会下意识地说“你儿子”。当孩子表现好时，就会说：“看！我儿子，又考了100分！”当孩子犯了错时，就会说：“看看，看看，你儿子，又把人家的玻璃砸破了。”在孩子的教育培养方面，夫妻双方往往有这样的心理：功劳归自己，责任要对方担；表现好时是自己的儿子，表现不好就是对方的儿子了。
       这让我又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我爱人在上班，我在家里钻书堆，她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要下雨了，帮我把阳台上的衣服收一下。”哈哈，好一个“帮我”！由于我的懒惰，不知何时起，洗衣服、收衣服已经成了她的专利，天长日久，在她的认知里，收衣服就是她份内的事了，要我来做，那就是“帮”了。
       6.女人有子无夫与孩子有娘无爹
       不同的民族，认知不可能完全一样。汉族人并不崇尚乌鸦、老鼠和猪，但藏族人崇尚乌鸦，不讨厌老鼠，回族人尊重猪。汉语东西南北四方有专门的词来表示，但不少语言没有东西南北或东西南北不全，如土家语没有东西南北，哈尼语、普米语只有东西，没有南北；仡佬语、基诺语、水语、康家语、羌语、炯奈语等都没有固有词汇的东西南北。没有东西南北或东西南北不全的民族，大多居住在高山河谷地区，河流的上游、下游，高山的上方和下方，是认知方位的依据，以太阳为参照的东西南北，并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必要的。
       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富饶的永宁山谷地一带生活着一个特殊的的少数民族部落，这就是纳西族的摩梭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丈夫”、“妻子”、“父亲”这样的词语，被称为“无父无夫的国度”。在有些人的眼里，摩梭人过着原始的母系家庭生活，但摩梭人却认为自己是现代人。这种认知的差异，可能导致我们无法准确地理解摩梭人。摩梭人没有婚姻概念，较为普遍的男女关系是比较松散的“拜访关系”，男性成人后没有自己的房间，男人有了伴侣以后，只有在夜里才来到女人的闺房，而两人依旧分属于各自的母系家庭。我们这些外人从我们的婚姻认知出发，称之为“走婚制”。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婚不婚”的，在一起不是结婚，分手后也不是离婚。生养的小孩也只是属于母亲这一方，男人无需承担作父亲的义务，也不存在“父亲”这个概念和词语。在摩梭人的认知里，一个人最好是与他从出生时就熟知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脉脉温情和安全感只能从自己的母亲、姐妹兄弟中获得，伴侣只是萍水相逢，永远也不可能和自己分享生活。正是这种认知，一直维系着摩梭人的生活，而且语言里没有出现“丈夫”、“妻子”这样的字眼。
       7.“蚊子”和“没完”
       不同地域的人，认知上也有一些差别，反映在方言里，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事。北方人说“好看”，主要是指形式上或外表上的美，南方人说“好看”，既可以指形式，也可以指内容，人长得漂亮是“好看”，书写得精彩也是“好看”。书写得精彩，北方人倾向用“有趣儿”。
       北方人指路，喜欢用“东西南北”，南方人指路，喜欢用“前后左右”。生活在南方的人到北京问路，首先要学会辨别东西南北，否则北京人告诉你“北啊东的”，你更犯晕。
       我1996年在湖南邵阳调查方言，发现邵阳人把苍蝇和蚊子都叫“蚊子”，厨房里、餐桌上的苍蝇，叫“饭蚊子”，潜意识里是不怎么脏的，只有粪便上的绿头苍蝇，才叫“苍蝇”，这才是脏的。一查书，还真有不少地方都是把蚊子和苍蝇（主要是家蝇）合称“蚊子”的呢！如长沙、娄底、萍乡、贵阳、南宁（平话区），都是这么合起来叫。
       “没完”指“没有结束”，可是在辽宁北部的农村，“没完”还可以指一件事情做得舒坦，这种意思和用法是怎么来的呢？下面的一段话为我们给出了线索。
       （5）漫长的冬季里，辽北农家最有趣的事情是坐在炕头喝红茶。……在那里，最舒坦的事情也就是喝什么东西。比方说喝羊汤，庄稼汉和知青喝着，喝着，满头大汗，越战越勇。一面说道：“这羊汤，没完！”好东西就这样越喝越没完。（刘嘉陵《清烟一缕》，《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65页）希望好东西可以“没完没了”地享用，进而用“没完”转指某件事情做得舒坦，这是转喻的方法，是认知的一种方式。
       8.大人和小孩与正常人和神经病
       大人和小孩在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孩子的知识水平、对环境的熟悉程度毕竟不如大人。看下面的例子：
       （6）周末早上，丈夫还在拥被高卧，他的朋友却已来访，妻子连忙对三岁的孩子说：“快，快去叫爸爸。”女儿望着妈妈，迟疑了一会儿，走到客人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
       有客人到访时，大人为了教育孩子要有礼貌，总让孩子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是孩子熟悉的事情，所以孩子首先选择喊客人，对孩子来说，这种认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当然了，如果妈妈说成“快叫爸爸起床”，那就没有这则笑话了。如果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的认知是一致的，那肯定是没病。
       （7）精神病医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你今天钓了几条鱼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毛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护士以正常人的认知来问话，并预测精神病人会回答出可笑的数量，但她怎么能完全把握精神病人的认知与逻辑？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
       我们平常说话作文，离不开比喻。一个好的比喻，要通过对本体和喻体相似性的认知，把相似细节说出来，才能让人明白这个比喻到底好在哪里。例如：
       （8）婚姻是一把伞。有了它，风雨烈日时自然舒适无比，但更多平平淡淡的天气里，多了一把伞难免是累赘。
       如果撇开观念消极问题不谈，这个比喻不失为一个好比喻，但它不是好在“婚姻是一把伞”这句话上，而是好在后面的解释上，后面的解释才能体现说话人对婚姻和伞之间的相似性的认知。如果把语序调整一下，能体现另一种积极的认知心理：“婚姻是一把伞。平平淡淡的天气里，多了一把伞似乎是累赘，但风雨烈日时，有了它，你自然感到舒适无比。”
       不同的语序，反映着不同的认知心理，“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是经典的例子。我更欣赏很平淡的两个词：“心虚”和“虚心”。“心虚”是心里空空的没什么东西作为依靠，而“虚心”则是把心空出来，好装东西。两个相同的字眼，不同的排列顺序，体现出相反相对的两种心态。
       参考文献：
       1.储泽祥 1997 《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2.黄布凡 2002 羌语构词词缀的某些特征，《民族语文》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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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 荣（主编）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5.徐 琳 木玉璋 盖兴之 1986 《傈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6.杨小璐 2006 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光明日报》2006年11月6日第12版。
       7.于根元 1989 留心各种语言现象，《语文建设》第6期。
       8.[美]欧文·拉兹洛 1987 《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9.[德]库尔特·考夫卡 1935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黎炜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