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一束
●曹雪芹故居即将复建
出了北京地铁崇文门站向南行几百米，在十字路口向东拐100多米，就能看到用刷着水泥的砖墙围拢起来的一块地，曹雪芹故居即将复建在这里，占地800平方米，保持着清康雍时期的风貌。曹雪芹故居遗址在崇文门蒜市口，即后来的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2000年，因为位置处于两广路施工路段，经论证后，曹雪芹故居被拆除。当时的曹雪芹故居地面建筑已经不是清代建筑，而是民国初年修建的，保留价值不大。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由原址向东搬了100多米。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等曾多次来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实地考察，普遍认同这一遗址发现。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甚至认为，《
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在此开始创作的。据了解，复建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将于2008年对外开放。（舒坦摘编）
●首届Man亚洲文学奖启动
首届Man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评选工作日前正式启动，并开始接受2007年度参选作品的网上提交。这个由香港国际文学节与Man Group plc经纪行携手创立的奖项，旨在提高亚洲作家及作品在国际文坛的知名度，鼓励亚洲文学的英语翻译及出版。参选作品必须是亚洲籍人士用英语写作或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字数不得少于3000字。该奖每年举办一次，首个奖项将于2007年秋季颁发给一部“未曾以英语出版的亚洲小说”。得奖作家可赢取一万美元奖金。如作品有另一名人士参与翻译工作，可得到三千美元额外奖金。主办单位即日起至2007年3月31日接受网上英语作品提交。（墨子摘编）
●国内设立首个推理文学奖
由新浪网读书频道主办的“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奖赛推理文学奖”日前举行颁奖典礼。这是国内设立的首个推理文学奖,去年9月启动后共收到参赛作品近300部；由著名评论家何镇邦、白烨、贺绍俊,著名作家肖复兴、毕淑敏、柯云路、海岩组成的评委会从中选出入围作品30部。最终评出金奖一名，获奖作品为《天眼》；银奖一名，获奖作品为《红绫扇》；铜奖一名，获奖作品为《夜猫·畸恋》；最佳文笔奖一名，获奖作品为《连环猎》；最具人气奖一名，获奖作品为《冒死记录》。《天眼》还同时获得最佳悬念奖和影视改编奖,将被拍摄成电视剧。（覃少平摘编）
●上海建全国首家文学写作基地
2007年1月15日上午，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大唐写作基地在江苏昆山正式启动。在沪集中授课一个月后移师大唐下乡采风的上海作家班学员出席了启动仪式。上海作协秘书长臧建民告诉记者，这是上海作协面对作家社会转型期的一次探索，“启用后的大唐写作基地，将向全国的文学创作者开放，将成为文学的家园”。近年来，文学创作者因生活窘困无法写作而在社会上挣扎的事例时有耳闻，“作家应不应该由国家包养”也因此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许多专家学者和知名作家，都曾对此表示无奈：“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条件下，大多数文学创作者确实很难通过稿费养活自己。”于是，文学创作者如果想要坚持文学创作，生活的道路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就此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据上海作协秘书长臧建民介绍，只要作者向全国文学创作上海中心申报写作选题，该选题和计划通过以后，中心就会与作者签订协议，在规定的写作期限内，在大唐写作基地为作者免费提供食宿，使之安心写作，既没有生活之忧，也不受俗世打扰。同时，中心还将邀请资深的文学编辑和出版人与他们交流座谈，帮助作品达成出版协议。臧建民认为，文学创作始终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不是任何人能够代替包办的，“但是我们可以提供支持和服务，为写作者提供更好的写作条件，也保证他们的作品成稿以后能被出版。”（舒坦摘编）
作家作品
●格非长篇新作《山河入梦》出版
著名作家格非以《人面桃花》开始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在元月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处于巨大变革中的农村，其中的人物、地点和情节等较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第一部作品有较大变换。该系列的第三部小说目前也已构思完成、计划于明年动笔，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虽然细节有差异，但三部曲总体所要表现的“几代人不断寻找一个乌托邦”的大主题和人物活动相互之间的照应、回应中有一种隐性的关联。后两部小说篇幅比第一部略长，各约24万字。格非认为，中国小说的线性叙事传统带来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很多情节无法同时兼顾，而西方小说家发明的共时性叙事虽然实现了故事在横向上的拓展，但往往使故事的纵向发展暂停。所以他在新作品中尝试了用黑体字表示人物漫无边际的重要内心活动，这样在实现类似“共时性”的叙事同时，又可以避免破坏整体故事的流畅性，他说这有点类似于现在媒体上常采用的“链接”，读者完全可以选择跳过不读这一部分。《山河入梦》中有格非多年来聆听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痕迹。格非称，这种继承不是体现在借用章回小说这类外壳上，而是贯穿在小说的内部，故事的发展，乃至对话的处理都符合中国人的宗教、思维方式和道德感。（舒坦摘编）
●万方话剧《有一种毒药》在京亮相
曹禺的女儿万方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日前亮相首都剧场。作为纪念曹禺逝世1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头戏，这部剧作受到广泛关注。《有一种毒药》圆了万方多年的话剧梦，她说，曹禺生前特别注重观察人物，因而刻画人物真实可信。受此影响，她一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王玲摘编）
●李锐夫妇重述《白蛇传》
在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传出消息，全球性出版工程“重述神话”第三部作品——李锐及其夫人蒋韵首次合作的小说《人间——白蛇传的传说》将于今年6月前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据该社北京办事处编辑李杰介绍，李锐起初并不答应参与该项目，觉得自己不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写，更何况以前从没有写过神话。在出版社答应不干涉他的想法后，李锐才答应接受挑战，要以此“向人们千百年来叙述的神话小说致敬”。从小听着《白蛇传》的故事长大是李锐夫妇的共同经历。新故事的重点放在“人间”，而不是“爱情”，保留了传说中的基本故事元素，但重在表现白娘子与人间秩序的矛盾。李锐本人表示，他的重述，从白蛇人、蛇共有的错误身份出发，讲述一个不能被人类所接受的异类，在人间必遭的种种拒绝、误解、驱逐的悲剧。白娘子、许仙、法海等人物形象在小说当中都将被再度塑造，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将有所改变。“我们借此反思神话中宇宙秩序的合理性和人性排斥异类的狭隘性。历经生生死死，白蛇却始终不能为人间所接受；而法海貌似真理的传播者，实际上却是假真理和以正义之名杀人，也是灾难和浩劫的制造者。”小说与传统的《白蛇传》最大的不同在于结尾部分，“玉皇大帝会被白娘子的儿子感动，恩准所有的人都成仙上天”。（舒坦摘编）
●海男称《妖娆罪》是一部肉体忏悔录
海男近日推出了新作《妖娆罪》，讲述的是20世纪滇西驿妓的故事。海男自称《妖娆罪》像寓言之书，是一部女性“肉体忏悔录”，是用女性的身体传奇来探讨不息的生命与灵魂。海男表示：这部小说仍然坚持讲述女性的故事，它是我对女性身体成长以及宿命的研究。乌珍是这部小说中最显赫的人物，从年仅18岁被蒙骗的那个时刻开始，她的身体故事也就开始，我在这部小说中想为此寻找到这样的真谛:女性身体一旦开始了成长时期的熔炼，那么，她们必将付出代价，因为她们的身体介入了时间和生活的双轨。在漫长的黑夜里，她们不知道奔赴何方。这就是我故事的宿命，然而，她们抗争着，用尽诡异，这是女性身体不可穷尽的隐喻。（舒坦摘编）
名家视点
●奥尔罕·帕慕克称作家应逃离人群
2006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先生日前在瑞典发表获奖演说时提到，“成为一个作家，仅有耐心和艰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逃离人群、同伴，把自己关起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其实，有许多声名显赫的外国文学大师都是这样。如库切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两次获得布克奖之后都拒绝去伦敦领奖，瑞典文学院在宣布他获诺奖后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联系到他本人”；昆德拉喜欢独自生活，很少接受采访。（墨子摘编）
●何满子酷评畅销书
以“杂文家”闻名于世的何满子，却自谦为“杂家”。他曾把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谱成单曲，成为毛泽东诗词最早的作曲人；他曾因赌气练了半个月的书法，却从此写就一手好字。如今88岁的何满子又提起毛笔，写下旧体自作诗51件，日前由崇源雅集收集出版成册。1月16日，何满子针对去年年底某媒体推出了“作家财富排行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做作家，就不能讲财富。”在他看来，名列排行榜的几乎都是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书如果不畅销，如何能得高额版税，如何能上榜单呢？”“我不看畅销书，那是在浪费时间。”何满子直言：“畅销书不是好东西，正儿八经的书不会畅销。比如美国的《飘》是畅销书，全球一年发行1亿册，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年才4000万册。”他还打了个比方，“如今，真正的女高音没人听，超女唱歌就有人听。畅销书就好比是超女，两三年过去了，它也就被淘汰了，完全是一种消遣。作为一个作家、文人，必须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成就。不过，现在我们脚下就是一片耐不住寂寞的土壤，才滋生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消遣。”何满子说：“写文章又有什么用呢，就一个字——‘玩’。”提及当下种种文化现象，这位年轻时就以编辑文化副刊为主的老人颇为无奈。他曾在《也谈“今天文学的命运”》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玩文学的，这里头有多种玩法：有玩弄自己也玩弄看客——如马戏团插科打诨的丑角的‘顽主’型；有以媚俗为卖点专门提供消闲品（如制贩玩具给孩子或终生长不大的孩子戏耍）的时尚型；有以假嗓子唱自命风雅的调门挣作大众情人的作秀型；有鼓吹精神复辟的皇帝贩子型，以及诸色无所谓人生庄严感、不以虔诚的态度走向文学的文士均属之。”这三种“玩”，即使观照当下文化界一些现象，何满子认为依然适用。（墨子摘编）
●王朔猛批“80后”
自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王朔便淡出公众视线。在近期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中，王朔接受专访，畅谈当下文化现象和自己几年来的生活变化。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80后”话题，王朔表示不屑，“‘80后’基本是被港台文化洗脑的一代……他们很可笑。我认为‘80后’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他们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我们‘五、六、七’一出动就打垮他们。”但王朔同时表示，自己不认为“80后”全是无知的，肯定也有明白人。王朔对“80后”作家会不会取代他这个话题更加不屑：“现在是一个进步，大狗小狗一起叫，但您还是小狗，谁没年轻过？”郭敬明在他眼中则是“完全一小偷”。（洪鸣摘编）
●雷达称余秋雨“胡说”印度
著名评论家雷达在《人民日报》驻非记者李新锋新书《非凡洲游》的发布会上痛批余秋雨：“余秋雨写印度完全是胡说，什么脏乱啊，司机开车开的一塌糊涂，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本是在赞扬《非凡洲游》这部书填补了当代非洲现实研究的空白，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非洲的雷达突然话锋一转，说自己在去印度之前特地看了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写的文章。但自己到了印度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余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雷达认为，余秋雨笔下所说的印度脏乱以及司机的胡乱开车都是“胡说”，“可能他是在那里遇到不愉快的事吧。”在批评了余秋雨后，雷达又回到主题，认为《非凡洲游》一书眼光独到、观念有趣，集合了记者和学者的双重眼光。（王玲摘编）
文坛点滴
●网络时代作家泛滥令人困惑
搜狐网日前开展的“评选本年度十大优秀作家”活动中，对候选人的要求跟文学有关的只有两条，一是“候选人作品具备艺术性和文学性”，二是候选人“需要搜狐发表不少于10篇的原创作品”。活动伊始，就有许多读者表示困惑，他们表示仅仅凭借这两条就可以参加评选作家，而且是优秀作家。作家的门槛似乎已经越来越低。大多数读者认为不是出了本畅销书就能被称为作家，而是应该写出令人尊敬、探讨深刻主题、有影响力作品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而其活动的策划人郭亮表示：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写东西的，写得好点的，不管他是否加入了作家协会，都可以叫他作家。文学评论家白烨则说：“过去一说起作家指的是职业作家，或是那些写出很有影响作品的人。现在，大家甚至不知道这个‘作家’写过什么东西，这个人是谁。‘作家’的含义在今天似乎变得很宽泛，给人感觉缺少了过去的尊敬，仅仅成了一种职业，变成了一种工作属性。”（王玲摘编）
●马尔克斯与略萨泯恩仇
据运作《百年孤独》40周年特别版出版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近日透露，70岁的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同意为纪念版的《百年孤独》提供序言，而即将80岁的《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接受了这一安排。这无疑意味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对30多年的冤家已接受一笑泯恩仇。《卫报》日前的报道称，序言选自巴尔加斯·略萨1971年出版的一本大肆赞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著《弑神者的历史》（Garcíａｍáｒquez:historiadeundeiciio），当时两人还是志同道合、互相吹捧的好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做了巴尔加斯·略萨儿子的教父，小巴尔加斯还取了教父的名字：加布里埃尔。但在闹翻之后，巴尔加斯·略萨便不允许那本书再版，直到去年才松口，同意一家西班牙出版商将它收入其全集。没有人确切知道3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两位大作家从此结下梁子，他俩对此也是讳莫如深。但现在至少知道，1976年的某一天，在墨西哥的一家破电影院里，两个南美汉子曾经大打出手。加西亚·马尔克斯做得更绝。外界分析，他为了不说出当年拳斗的真实原因，甚至一直不出其回忆录的第二卷，去年，在接受一家西班牙报纸采访的时候，他曾说：“我认识到，如果我写第二卷，就得说出某些我不想说的、很不好的私人交往。”这两位大作家的前半生走了一条几乎相同的道路：年轻时都曾在巴黎的阁楼里忍饥受冻，又都终于修成正果，成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中坚。但在墨西哥电影院里动过拳头后，两人便分道扬镳，其政治分歧尤其明显：马尔克斯向左走，一直都是卡斯特罗的好友；略萨向右走，一度作为右翼势力的候选人参选秘鲁总统。（王玲摘编）
●莎翁长眠地破败不堪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家乡的圣三一教堂是莎翁生前接受洗礼和死后下葬的地方。这座有800年历史的老教堂现已破败不堪，亟待整修。据美联社日前报道，位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圣三一教堂修缮资金严重不足，当地官员正敦促民众慷慨解囊，争取筹集325万英镑，用于修补教堂破损的尖顶、碎裂的窗户和磨损严重的砖墙。筹集到的资金还将用于防蛀。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6日在圣三一教堂受洗，于1616年4月25日长眠于此。（王玲摘编）
●鲁迅曾打官司追讨70万元版税
周氏家族首席法律顾问朱妙春律师1月21日透露，从1925年前开始，鲁迅曾把自己的主要著作《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托给自己一手扶植的北新书局印刷出版，由李小峰与孙伏园共同经营办理其著作的出版业务。1928年鲁迅到上海后，交给北新书局印刷的著作已增加到9部，销路也很好。他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的报酬理应比此前有大幅提高。然而奇怪的是，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还不到以往全年这方面收入的三分之一：1926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支付给他的版税和编辑费是940元（折合今天人民币33000元）；1927年却降低到470元（折合今天人民币16000余元）。这时，他觉察到北新书局的账目很不对，便找知情者了解情况后才发现，多年来，北新书局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2万多元（折合今天人民币70万元）。为此，鲁迅为自己请了律师打版权官司。1929年8月12日，鲁迅走访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至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时，杨律师依据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建议非讼调解，鲁迅和北新书局双方都表示同意。在杨律师主持之下，经反复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北新书局在当年剩下的4个月内将8300元（折合今天人民币29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积欠的版税1万余元。朱妙春认为，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上世纪20年代末我国的一起典型的著作权案件。鲁迅研究专家陈明远先生也感慨地说：“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为后辈‘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维权榜样的形象。”（王玲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