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贪官们，为什么一“双规”很快就会交待他们的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据说那个李真年轻聪明，学识广博而且意志坚强，是审讯人员遇到的最困难的对象了，几个月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从他开口承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简直刹不住车了，已经深夜了，让他明天再讲，他固执地非要接着讲下去不可，明天都等不得了。要知道，这都是对他极端不利的一些口供，可是他就是非要讲出来不可。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那些革命先烈们，他们为什么就能在酷刑之下坚守住党的秘密，至死不开口？肉体上的痛苦我体验过，有一次在煤矿井下我被塌下来的石头打在背上，我痛得跪在地下一个劲儿地磕头，只求老天爷让我快死了吧。那时候你叫我招供，我会什么都交待。而那些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受的可不是一般的皮鞭拷打，那太普通了，他们要承受的是“老虎凳”，指甲缝里钉竹签，鼻腔里灌辣椒水，等等。单说所谓的“老虎凳”吧，把人的腿从膝盖那儿用绳索紧紧地捆在一条板凳上，然后把你的腿扳起来，往脚后跟下面垫砖头，一块不行再垫一块，那实际等于在活抽你的筋。这个不妨每个人都试一试。可是那些共产党人就硬是挺住了。
而这些贪官们，没用刑就挺不住了。好像没有一个能挺过去至死不交待问题的。这让我困惑了许久，也曾多次向别人请教，他们的回答都不能让我完全信服，有的人说法律上是不准刑讯逼供，实际上还是有变相体罚的。可这，比“老虎凳”还厉害？比指甲里钉竹签还难忍受？显然不是。有人向我说，用心理战术，摧毁他们的意志。可是这些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岂是你那套战术就轻易能奏效的？当年敌人对付我们的先烈难道就不会用心理战术？这也不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我问过一位检察长，他说绝对不是靠肉刑使贪官开口的。至于为什么他们坚持不住，他也说不清楚，他说反正对付他们并不比对付普通刑事犯更难。
最近我又对一位同事提起这个疑问，他说，信仰，是信仰的原因，这些贪官们都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他们和革命先烈们的区别。过去的革命先烈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所以能挺得住哪怕是最残酷的刑罚，什么心理战术就更不在话下了；而这些贪官们他们没有信仰，也可以说他们“信仰”的是金钱，那么一旦金钱失去了，他们的信仰也就自然垮了。
信仰，听起来有些虚玄，实际上，我们哪个人没有？即使一位农民，只要你看他活得津津有味，他就心存一个信仰。物质决定精神是不错的，但在某些时候却偏偏是精神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战胜死亡的只有信仰。临刑时能从容自若，意气昂扬的只有信仰。当年的共产党人他们百折不挠为的就是共产主义事业，他们坚信“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实现”，所以他们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今天信仰战胜死亡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那些人体炸弹就是。当然，他们的信仰不一定对。
失去了信仰使得这些冒着人民炮火前进的贪官们很容易就“叛变”，同样是因为失去了信仰使得他们很容易就腐败。
贪官们都承认，是丧失了信仰使他们走上贪污腐败道路的。实际上，失去信仰的何止是他们，现代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某种信仰危机。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失去了信仰的？以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审视，我觉得我的信仰是在“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就失去了，饥饿使人们普遍对过去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五七年反右好像并没有动摇人们的信仰。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林彪的叛逃彻底地推翻了那已经充满了迷惑的信念。
人的精神从高空跌落到了地下，领导者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他们于是也只认识手中所掌握到东西，别的再也难进心中。没有了永久的信仰，还有什么不可以干的呢？即使不贪污腐败，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其实他们也活得很痛苦，不得不天天面对着一大堆假话生活，以两副面孔处世，还要为自己的非法所得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