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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延续了一百多年长盛不衰。进入90年代，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却逐渐凸显，于是激烈地批评现代化各种弊端的势头越演越烈。即使那些在七八十年代曾为现代化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如李泽厚等对现代化的态度，也转向温和保守。于是保守主义重新兴起，是为新保守主义，也有人称其为文化保守主义。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反美学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主潮。就价值取向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崇尚传统文化中优美的、人性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东西，同时也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中国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整合起来而拒绝西方（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1]”笔者认为，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了一种对本土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回归愿望,代表了一种稳健扎实的行为策略,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激烈社会变革后的省悟。
       文化保守主义，顾名思义，是在文化领域中，以文化的方式所坚持的保守传统的倾向。
       90年代，许多作家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作品或表现出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向往，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和挽悼，怀旧情绪流露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本文主要选取90年代的张炜、张承志的创作进行分析，揭示出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研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意义。
       80年代，张炜以一部《古船》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古船》是继承80年代启蒙精神，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表明了作者对现代性的肯定和向往。但进入90年代，以《九月寓言》为标志，张炜的创作呈现出了与《古船》差别迥异的风貌。他以犀利的目光、深邃的哲理,透视了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在文本中,他探索着人类精神的救赎之路,试图为之开出救治良方———守望大地,持守传统,以拯救精神的坍塌。
       《九月寓言》有着鲜明的传奇特征。对虚伪、浮华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厌恶，对人类充满活力的生命本源的不断探寻，使得张炜最终将目光投向了丰富、生动的民间大地，并选择深蕴于其中的传奇精神来与畸形发展的现代文明相对抗。张炜对这一传统的倚重是立足于他的现代性反思立场之上的。正如作者所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于是，在小说中，张炜以寓言的笔法构建了一个和谐自然具有充分自足性的小村落——鲅村。他以诗化的语言，描绘了小村人生命的自然舒展、纯朴及乡村文化的一切美好，表现了作者对人的理想生存方式的向往——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的叙述语言就使人感受到他对小村景象和生活的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乃至迷恋。在他眼中，九月的大地是最美的，在他的笔下，九月的大地生气盎然，没有一点衰败的迹象，更不是古代文人笔下万木凋零的秋天。
       其次，在这部作品中，张炜以浪漫的激情描绘了生机勃勃的大地上，鲅人蓬勃生长的自由精神，表达了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呼唤。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忘却世俗礼仪的规约,自由地宣泄生命欲望。青年男女可以在秋天广袤的田野上无拘无束地奔跑跳跃,把青春的欲望写满天空。长一辈的同样追求情爱的自由，如憨人妈每到秋末都要走出小村,到南山与一个黝黑的男人过几天,凭借着这几天的滋润,她才可以安然过冬。露筋和闪婆则以其一生的漂泊换取自由的爱情以及在野地里奔腾流畅、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时光。在小村人的眼中,这一切丝毫没有道德背叛的意味。
       最后，作品描述了与农业文明共存的一切美好，表现了农人生存的自足性和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也表现了张炜返回农村，回归传统的文化心理。
       《九月寓言》还只是表明作家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眷恋和肯定，那么到了《柏慧》则表明作家对“现代性”的彻底的否定和拒绝，也表现了作者对“葡萄园”式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的回归与守望，企图以诗化的乡村生活解救自己也解救现代人现代式的焦灼和忧虑。
       作品“我”的导师等总是受到另一群人——柏老和瓷眼们的迫害和打击，这样的“现代性”的机构无情地吞噬着人性与诗意，压抑着创造力与想象力。杂志社也不过是一个贩卖“下流”和“恶俗”的“现代机构”，“我”最终只是选择逃避，回归一片宁静的葡萄团。然而那儿也并不宁静，“现代性”已无孔不入：海上钻井改变了海水的颜色，打鱼人被迫一迁再迁；陆地上的矿井严重地毁坏着平原，土地下沉，海水倒灌，庄稼和树木及各种动物都淹没了……对家园的疯狂侵犯和无耻掠夺使“我”万分愤怒。张炜的小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现代主义式的焦虑，这正是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平淡性与世俗性的最为绝望的反抗。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现代性”的锐利的批判。
       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柏慧》，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从80年代到90年代，张炜逐渐淡化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色彩，逐渐从批判传统文化的主题进入了“回归”和“守护”传统文化的主题。他的作品中体现了深深的土地情绪，他所描写的乡村生活是传统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返照”，表现了他对传统生活、对农业眷恋。他的思想明显表现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心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也曾说过：“在不断重复的，没完没了的争执和角逐中，我渐渐发现了解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能够一贯地固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确是陈旧的或至少看上去是陈旧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正像有人成为先锋派一样地自然而然，易于理解。世界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有些东西上帝必须让他们来看管才好。”这无疑是张炜对保守主义的一种直接肯定——以回归自然来规避社会的变化和文明的演进所带来的存在压力，是一切文化保守主义者应对现实的基本价值取向，张炜也以同样的价值立场来回应激进的现代化演进。
       再说张承志。
       和张炜一样，他也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改造和重建,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的护卫和坚守。同时,他又以鲜明的反西方意识和民族色彩,进一步凸显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
       首先，张承志对大地母亲情有独钟，厌恶都市文明。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是那样的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致死不渝的恋人。我心中盛满他们的景象——我不用写生就是属于他们的风景画家。”[2]在黄土高原、戈壁沙漠、西海固这片广裹荒蛮的上地，拥有使他迷醉的苦难和信仰，生活着与他在情感和血缘上至亲的父老乡亲。在小说《黄泥小屋》、《残月》、《西省暗杀考》、《错开的花》和《心灵史》等作品中，他给我们展示了那些普通的民众贫瘠而苦难的物质生活以及富有而高贵的精神生活，清真寺上高悬的残月就是他们心灵温暖的寄托。而在霓虹灯包围的城市，他只能感到不适，就如他在《墨浓时惊无语》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城市化建设的态度：“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看见了城市的废墟。它们就是覆盖一切的混凝土方块，就是那此怪兽般的商厦，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够、拆又修的汽车道。”[3]一种反城市文明的倾向在他作品中弥散开来。
       与这种对大地母亲的感情一脉相承，对自己的本土文明、对养育自己的母体文化，张承志也悲壮地捍卫着。他说，“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与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4]在全球化语境中，张承志思考中国文化的发展，虽为一名回族作家，他寻找到了族裔文化之根，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他把自己的生命之根确定为伊斯兰教，并且以回民之子自命）,但他更确立了一种华夏文明认同的观念。出于重建道德理想的激情，他歌颂许由的高风亮节，歌颂曹沫、豫让、聂政、荆轲和高渐离这些刺客的舍生取义——因为这些千年传诵的古人身上发散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朽的精神信仰，洋溢着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对西方诬蔑中国的声音，他更是一腔热血、满腔愤怒。当西方世界有意地丑化污蔑祖国的象征——黄河长江的时候,张承志的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在日本的电视机上流过的黄河，像一个槛褛的母亲。也许，有很多儿女听见了她喊不出的嗓音?也许，她正在被她的儿女们贱卖?中国为什么不制定限制日本人拍摄黄河的方针。哪怕学韩国人限制日本文化活动政策的十分之一呢?……跨过黄河，跨过长城，这些矮腿的经济动物在中国的胸脯上持之以恒地寻找着侵略的论据。”[5]在记录他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体验的文章中，他写道“在北美连洋狗也骂中国! 今天骂中国是一大时髦。在日本一个星期能听见两回分裂中国的议论，而同胞们或者不反驳，或者帮腔。你一个人抗战吗？”[6]
       对二张在现代化语境中不约而同的宣言，对他们相同的拒绝世俗生活、拒绝现代文明，力主“回归”传统、“回归”历史，企图从传统和历史寻求对现实或未来的解释或解救的选择，孟繁华说道:“在这一时代，它更像是一道庄重的布景或精神象征，它所能表达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确认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7]可以说，二张以自我与现实社会的不和谐，论证了现代性的悖论，提醒人们要警惕现代化社会中“人”的丧失，表现了要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的勇气与信心。
       90年代的文坛，除了张炜、张承志外，还有其他作家如陈忠实、余秋雨的创作也体现了新保守主义倾向。这些创作出现在80年到90年代转型时期的文坛，有着明显的社会现实意义。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存在，会使激进主义部分地脱去浮躁和狭隘的功利倾向。所以，高层次的文化保守主义都带着较为厚重的文化思考，其珍视文化传统，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往往要比激进主义更有价值，更有长期的魅力——因为它体现着人们在一定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的一种成熟欲望和守衡要求；它是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现代人人文危机的一种必要方式；也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在现实条件下重新建构新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可以弥补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缺失。
       注释：
       [1]王岳川《当化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第38页。
       [2]张承志《语言憧憬》，知识出版社，第58页，1994。
       [3]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张承志《以笔为旗》，见《十月》，1993年第3期。
       [5]张承志《清洁的精神》，230- 2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
       [6]张承志《自由世界的一天》，见《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235页。海南出版社，1995。
       [7]孟繁华《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见《人文精神寻思录》，学林出版社，1996。
       杜华，湖北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