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其“深衷浅貌长情”的抒写风格，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它是东汉后期的文人抒情组诗。其中可以看作思妇之词的共有七首：《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根据前人们的观点，“思妇词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摩思妇的心理而作的”[1]，就是说这些诗歌大都是文人假托思妇之口，采用女性视角写成的。本文将从《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之词中来探讨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及其审美意义。
一、独特的女性视角
1、悠远的文化渊源
女性视角有悠远的文化渊源。《
诗经》中的有些篇目就采用了女性视角：如《卫风·氓》、《邶风·谷风》表现了被丈夫抛弃的痛苦，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卫风·伯兮》描写了一位妇女思念远戍丈夫的痛苦心情；《郑风·子衿》中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更是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诉如怨，深情缠绵；其他如《周南.卷耳》、《周南.汝坟》《王风·君子于役》等都是描写思妇怀远的典型作品；这种文学传统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影响。东汉文人正是接受这种文化熏染，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将自己心中苦闷和孤独，用表述男女情感的方式宣泄出来，显得情深自然。
2、充满压力的政治背景
汉末文人在充满压力的政治背景下残喘着。东汉王朝为了加强其统治，虽然继续奉行并发展了养士政策。但是根据历史记载，东汉末年，特别是灵帝刘宏时代，统治阶级大兴土木，穷极奢华，政治黑暗，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仕进无路，陷入深深的绝望。从《十九首》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文人的际遇之悲：男性求仕艰难，游学无方，欲罢不能，欲归不得，境遇悲凉；也能够感到汉代女性的命运之惨：女性被束缚、地位低、命运惨，悲怆凄怨。两者遭际的相似性、人身的依附性，使得男性在咀嚼、体味自身的使命感之中，在品尝苦闷、孤独和惆怅的遗弃感之后，对女性有了较多的了解、理解和同情，使文人开始通过对自己的体恤、抚慰转到对女性的关注、尊重、体认和沟通。于是采用女性视角来表达就显得顺理成章。
3、缺乏寄托的心理需求
正是仕途和理想的求之不得，才会辗转反侧，才会寻求精神慰藉，而要得到精神安慰，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心态。“人们相信自己并不完美，而是不幸的”[2]，这种不幸的心态，让诗人急于寻找一种慰藉的途径：要么在自身生存的深度上寻找幸福，将梦想寄托于向大地纵深的逃离，将痛苦进行空间性的转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显然是一种奢望；要么在自身生存的长度上寻找诗意，将痛苦在时间上和现实拉开距离，将梦想表述为对未来的渴望。在当时，这显然也是不太可能的；要么进入一种别样场景的补偿和替代，移植转嫁。以此对不幸的现实进行抗拒，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汉末失意文人正是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落魄的地位让诗人在情感世界中，用回归现实生存替代浪漫理想；由回归乡恋遮掩了仕途的无奈，用情感的归依代替了政治的决断；人生的出路中主体的个人性多于社会的群从性，用爱情中的女性消融了现实中的男性霸权，用女性似的浅吟低唱消解自己的痛苦，让落寞和孤独去进行一种私奔。于是不如意、潦倒、困顿的诗人和女人之间，以仕宦和思乡、归不得又不得不归、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求仕无门为矛盾的中枢和临界点，升华和聚焦到一个高度、一个亮点。于是瞩目在精神家园中的不可或缺者——女性。女性便成为浪子诗人心中诗化、美化、艺术化归宿。
4、女性生活成为独特视角
自古以来，游子、文人的情感方式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游子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情感体验比一般人更加敏锐，情感表达更加细腻，客居他乡的生活更能激发游子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思念，于是多愁善感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游子寄情于明月、文人仰望着高山发一通诗情，或歌颂自然，或在羁旅之中对着灯光思念着家乡，而家乡中最值得思念的当然是妻子、爱人、情人。这种情感的饥渴是无法用他物填充和替代的。再加上女性善于倾听、善解人意的优良品质，女性的美丽、牵魂勾魄的魅力。于是忧郁、脆弱的诗人在她们身上自然而然找到了精神家园，因为“妇女使我产生安全感，而如果没有这种安全感，我这辈子所作的美好的事情，是一件也做不出的”[3]。表述自己不便表达的愿望理想，还能保持文人清雅、高贵、矜持的品格，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二、这种视角的审美意义
1、意象自然、意境凄迷
《十九首》描写的是人间最现实最普通的情感，细腻的爱情、委婉的别情、惆怅的亲情，从而对人生的无常迁逝和时空的永恒迭代产生体悟，使思妇的愁思更加漫长而无助。时间的流失，触动了少女的春心，使其不断地成熟，越来越迫切地希望得到爱情，当人们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时，便把时空搬入梦幻中，来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达成愿望，寄托理想，如弗氏之梦，失落的理想在迷幻的时空中构建，在迷幻的时空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作者把时空幻化于自己的意识流中，让我们引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为阅读者提供了欣赏的路由，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心理平台。
“道路阻且长”(《行行重行行》)通过“阻”“长”的“路”的意象，表达对于爱人可望不可及的惆怅，两情绻缝，却不得不生生别离，离别不得已，就盼着有朝一日相会，远别的背后，凝聚着悱恻的相思；对于爱人的思念使自己的“衣带日已缓”，将虚与实紧密结合，既拓展了时空的自然流动，又给我们真实地记录下思妇心灵的轨迹。“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客从远方来》)的“万余里”，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一水”，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句句落笔天上，字字情注人间，时空贯通、感受微妙。“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这里“荡子不归”，美丽的“红粉妆”，对着良辰美景孤独无依，感伤情绪不仅表现了思妇的悲哀，“空床”之“空”，“难独守”之“独”，既是人生在世的悲哀，也是乱世衰世人们的普遍悲哀，是一种生命的悲哀。通过这些意象所渲染的这种情感，如果舍去女性视角，而用男性视角去描写、去抒情，显然是无法表达的。
2、语言纤细、主题悲慨
《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在题材上以表现女性的生活情景为主，易于表现男性的柔细伤感的状态，这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关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深化了诗歌的主题。正如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游子荡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写离别的寂寞孤苦的悲哀；《迢迢》借牛、女的分离，写有情人远天近涯，只能脉脉含情，写相思的无奈；《庭中》表达山川隔绝，缠绵相思之情无法表达，而不为远人所知的感喟；《冉冉》“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既道出了相思，也点明了主题，无尽的幻想，无尽的哀怨。在安定的社会里，“内无怨女，外无旷大。”在动荡的社会里，有空闲寂寞忆远怀人的思妇，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为游子指明了归路，构筑了精神家园，提供了诗意的栖居地。
3、彰显了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
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说文学作品是“生命的形式”，因此，古今中外的作家经常将生命意识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在他们的作品中。从“今不我乐，日月其除”(《诗经唐风蟋蟀》)发端，到“为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到了《十九首》，文人从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同归到人的本身，从社会的男性世界的体验转向家庭内的女性。审视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价值，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诗品序》将《古诗十九首》置于上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表达了感慨、哀怨情思，而这种情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汉末文人在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中受到了压制、苦痛，从而产生惆怅、苦闷孤独而借助女性的视角传达出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思想感情。陆机的《文赋》对抒情作品的要求是感情丰富，以悲为美，萧绎“文笔说”概括诗歌的特点是对诗歌的审美认识，是“流连哀思”“性灵摇荡”，“即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巨大的感染力，而且萧绎突出了其中悲剧性情感”[5]，“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都表现了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他们情感的载体——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之，《古诗十九首》采用女性视角使它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既开创了五言诗的先河，又为后世的诗歌风格、抒写角度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后来才出现了专门以写女性生活为诗歌的韦庄，甚至出现了女性亲自写作自身生活的女诗人、女词人。所以，《古诗十九首》的女性视角具有探讨的价值。
注释：
[1]《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274页。
[2]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3]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三联书店，1992，第157页。
[4]、[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23页，92页。
毕金林，河南南阳理工学院中文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