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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明、张执浩是湖北“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谈到“先锋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的词是晦涩怪异的文风、愤世嫉俗的情绪。的确，有许多“先锋文学”都是以晦涩怪异的文风去表达作者的苦闷情绪、以愤世嫉俗的姿态去挑战传统的。不过，尽管如此，“先锋文学”还是不乏风格明丽的作品的（像叶芝、叶赛宁、洛尔迦的许多诗篇，还有梅特林克的剧作《青鸟》，还有王蒙的小说《春之声》、《海的梦》……等等）。这些风格明丽的“先锋文学”是人类追求光明的天性的证明。那么，刘继明和张执浩的“先锋文学”又在这两种传统之间作出了怎样的探索呢？
       一
       刘继明是因为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先锋文学”作品而成为湖北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代表的。他发表于1990年代的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在《上海文学》以“文化关怀小说”的名义被郑重推出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与当时思想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好呼应。实际上，所谓“文化关怀小说”只是对刘继明小说主题的一种概括。他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上、艺术手法上和语言上其实都具有明显的“先锋小说”品格。
       短篇小说《前往黄村》的主题是“寻找”。主人公黄毛“天生就是那种我行我素、拒绝社会塑造的人物”，“是一个擅长把任何事物推向极端的不可救药的天才”，“他天真得像孩子，超脱得像上帝，古怪得像疯子”。他也因此而旷课，并受到退学的处分。在这样的情节交代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两篇作品都写出了当代思想解放、个性不羁的青年与体制约束的尖锐矛盾。但《你别无选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讽刺与幽默，《前往黄村》则弥漫着压抑与晦暗的气息。黄毛回乡后经商致富了么？为什么有的人指责他为富不仁，有的人却说他根本就没有经商？他突然邀请老同学去他的故乡仅仅是出于恶作剧的性格还是别有隐衷？可当老同学去找他时，他是真的已经病故还是有意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故事因此充满神秘氛围。看得出来，这个短篇小说扑朔迷离的氛围和“做为故事的讲述人我无意中充当了自己故事的意义的颠覆者”的叙事“圈套”颇有博尔赫斯小说的意味，作家将自己的真名写入小说也是博尔赫斯的惯用手法，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别具眼光地发现了作品的另一主题：“勾勒出一位‘成功者’的精神矛盾”，“生发出在意义层次上的人生迷失。主人公既希望回归最终又埋葬自我的矛盾，是一种失落文化关怀后的内心痛苦”。这样的解读更关注的，显然是思想的主题，而不是文学手法的创新。
       接着是《海底村庄》。小说以海南历史上1095年发生过的村庄沉陷海底的事件为框架，讲述了一位教授，“一个心肠太好的人”有感于佴城人已经淡忘了历史，努力想以文学的方式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却终于徒劳，自己最后也迷失在海底的故事。小说的批判意识和文化寻根意识是交融在一起的。关于此篇的意义，《上海文学》的编辑也作了这样的阐述：作品“表现一种痴迷的人文精神，那种不怕被狂潮吞没，决心让历史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学术气概……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结合在一起”。[1]
       《上海文学》一向以引领文学新潮为人称道。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关怀小说”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作家响应。而刘继明本人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也好像对“文化关怀小说”这个旗号不大在意。在谈及自己的文学追求时，他曾经说：“我这个人对于所有的热门话题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他说他心目中的文学导师是福克纳，因为“他的作品有那么一种既单纯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他表现的世界是那么的扑朔迷离，但又是那么地透明，对于这个东西我非常迷恋，我非常推崇的小说境界应该是这样一种境界。”[2]而事实上，福克纳作品中的怀旧情绪与《海底村庄》中的怀旧主题之间的相似还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思想解放、人欲横流的时代，怀旧主题本身就具有文化关怀的意义。在中国的先锋作家中，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莫言的《红高粱》都写出了当代人的怀旧情思，而他们也都推崇福克纳。[3]
       中篇小说《我爱麦娘》是刘继明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故事：一位漂亮的女性（麦娘）在一个偏僻的海边渔村里开了一家按摩院。作品通过村民们的困惑营造出迷雾般的氛围：这个“天仙一般的女人”为什么要在大家其实并不需要的村庄里开所谓按摩院（在人们的见闻中，按摩院是妓院的别名）？她似乎不是为了赚钱，那么她仅仅是为了让村里人活得比城里人舒服才开按摩院的吗（哪有这样做赔本生意的傻瓜）？她的漂亮使村里的女人们相形见绌，使村里的男人们蠢蠢欲动，可她对色胆包天的海康的拒绝显然表明她不是卖淫女，那么，她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关于她身上有梅毒的说法会不胫而走？为什么她不止一次说她“迟早要离开村子”？而那个老船长经过她按摩以后显得精神好、仿佛返老还童一般又说明了什么？作家擅长经营迷雾氛围，在迷雾般的故事中引人思考、感悟出点什么。
       仅仅从故事层面看，可以把这个故事看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一种文明对愚昧的冲击。在当代作家中，已有不少作家写过这样的题材了，像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等。在写实风格的作品中，就少有迷雾般的氛围。而《我爱麦娘》对迷雾氛围的渲染似乎还别有所指。
       在谈到此篇的主旨时，作家说过：“我在写作过程中对于麦娘的把握始终是比较模糊的，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了这么一种无限制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与其说麦娘是一个欲望化的象征，我觉得还不如说她表达了我的一种幻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麦娘写出来后成了欲望化的化身，但在我写作的时候麦娘在我的想象中是非常美的，是一种幻美的象征。”“她也可以说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美的象征。这说不清楚是谁出了问题，是麦娘，还是人们的观念？”[4]这番话道出了作家的想法：借麦娘这个形象表达自己对欲望、美以及时代矛盾的深刻困惑。美丽的麦娘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却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与骚动——在这一情节中显然可以引出关于“美与欲望冲突”、“高雅与粗俗难以沟通”的思考来；人们的误解与嫉恨终于酿成了悲剧，又暗含了“美常常不敌欲望”、“粗俗可以战胜高雅”的主题。这样，作家就借一个颇有些虚幻意味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美的命运的悲凉感叹。而这正是“先锋小说”的一个基本品格：“先锋小说”不仅仅意味着手法的翻新、语言的多变，还意味着主题的多义，富有哲理。许多优秀的“先锋小说”同时也是意蕴丰厚的“哲理小说”，就很能耐人寻味。对于“先锋小说”或“哲理小说”而言，故事情节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情节后面的象征意义是否新颖、是否丰富、是否能发人深省；同样，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不再是作品成败的关键，关键在于面貌模糊的人物能否成为表达深刻哲思的形象。当然，这样一来，对“先锋小说”的解读就成了有相当难度的一种心智活动。
       小说是由一个个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不同的人对麦娘的不同认识有助于给麦娘笼罩上一层浓厚的神秘氛围。而这层神秘氛围也正好能够表达出作家的困惑：美、欲望、命运，都是难以言说的神秘。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充满了许多超越常理的怪人和怪事。现代心理学对非理性世界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人生的难以理喻。刘继明本人对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迷恋（他说过“对爱伦·坡百读不厌”的话，因为他觉得爱伦·坡小说“那种神秘的梦魇一样的氛围与我的内心有某种感应”。[5]更强化了这种神秘意识。因此，刘继明的小说富于神秘感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不过，刘继明的创作其实还有另一面的。例如他的短篇小说《歌剧院的咏叹调》（二题）就没有神秘氛围。《大提琴手》中那个从小因为受到了漂亮的大提琴手的影响，长大后又异想天开要开“独奏音乐会”的大提琴手（可他只是乐队中的普通一员，而不是“艺术家”），就因为那梦想而一直独身，连纺织女工和女招待都避之惟恐不及！而他本人也在对梦想的陶醉与冲动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又是一个梦想幻灭的悲剧，但贯穿全篇的几个明丽意象（如“康乃馨迷人的气息”、“闪烁着神秘的金黄色的大提琴”、“海潮般雄浑的音乐”）却使这个追求不可企及梦想的小说充满了光芒。《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中那个生命危殆的女高音在极度的虚弱中念念不忘的，是弹钢琴。她甚至在恍惚中将一个以玫瑰花作道具的小偷当成了最后的听众、自己的知音。而她的最后的热情也的确感染了那个小偷，使他经常前来送花，支撑女高音即将凋谢的生命。小说中，那些“清新的玫瑰”、那曲《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还有女高音在玫瑰与音乐的支持下浮现出的“淡淡的红润”，也使一个凄凉的故事平添了一些亮色。
       在这两个短篇中，刘继明将“绝望”的主题与“希望”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在那些“文化关怀”小说的诡异气氛之外别开洞天。我甚至觉得，他的这后一种风格的作品比起前一种风格的作品在文学技巧的纯熟上显得更有曲尽其妙之感。一般来说，“先锋文学”因为“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常常难免阴暗、晦涩的格调，但王蒙的《春之声》、《杂色》、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和刘继明的《歌剧院的咏叹调》还是写出了可喜的亮色，在一定意义上说，《歌剧院的咏叹调》延续了“先锋文学”的这一脉精神与文学传统。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在《前往黄村》那样风格诡异、氛围神秘的作品和《海底村庄》那样风格伤感、富有“寻根”意味的作品以及《我爱麦娘》那样风格奇异、批判与嘲讽的意味都很明显的作品还有《歌剧院的咏叹调》那样风格华美、格调深沉的作品之间，刘继明是在不断探索着将自己对于个性与时代的关系、对于希望与绝望的辩证法的理解、对于将神秘与明丽的风格熔于一炉的。因此，他的“先锋文学”呈现出斑驳的色彩。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刘继明有过流浪的坎坷经历，又经历过丧妻之痛，但他终于凭着顽强的意志闯过了人生的难关。这样的心理素质也应该是他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的重要基础吧。
       二
       张执浩的小说也有颇浓的先锋色彩。他善于讲一些颇为怪异的故事，同时在怪异又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捕捉微妙的哲理，可以称为“哲理小说”。例如《去动物园看人》，这题目就有点奇。小说讲述了一个单身父亲的生活：在第一次与前妻在动物园亲吻到离异后独自带女儿来动物园，触景生情，感慨“这就是生活，表面上温馨恬静，但风暴说来就来”；女儿将动物模型误认为动物，使他也产生了“生活的本质就是以假乱真”的顿悟；到动物园来看动物，结果发现人山人海，不堪其烦，这样，一种荒诞感也自然呈现了出来，同时，还带出了“人群就是盲目的”，人们来来往往，“是为了看见空”的感悟；女儿走散以后闯入展览怪胎的房间，终于明白了“你们把动物园腾空，是为了在里面装人”……小说看似一则生活的速写，但作家从每一个细节寻找、发现哲理与禅机的眼光，还是使此篇与写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明显区别了开来。此篇的一系列哲理感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虽看似随机，却自有移步换景又衔接自然的感觉在。
       张执浩还写过一系列关于“马太”及其一帮朋友的小说。在这一组作品中，他勾勒了“一群衣冠不整、站立在九十年代大都市的知识青年，面带菜色，摇摇欲坠”的身影——如《替我生活》，写的是城市青年比较拮据的生活状态。一张奇特的纸币引出了主人公的感慨：生活拮据是因为上大学没有填好专业，并且有了这样的悔意：“当时谁会想到那随意填写的几个汉字就能影响甚至左右我的一生呢？”偶然决定一生的感悟十分自然。而主人公反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从书中关于“虫豸”的卑微议论中汲取感动的描写，也就使一个二十世纪末中国的贫困城市青年的体验与十九世纪中俄国的贫困城市青年的体验重合在了一起：因为贫困失去了尊严的人已经沦落为“虫豸”了（人异化为虫——这不也是卡夫卡的《变形记》的主题么？）。贫困使他们产生了可笑的幻想，也使他产生了“我能干什么呢？什么样的劳动才是适合我的劳动呢”的困惑。小说结尾，是他的朋友马太（一个小有成就的诗人，也因为贫困而异想天开，并最终远离了朋友，奔那个奇怪的电话和发财的梦想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模仿那张奇怪的纸币复制的又一张同样奇怪的纸币：上面写下了孤独者寻找朋友的电话——那时而是一个怎么也拨不通的号码，时而又与色情的回应奇怪地联系在一起。小说有明显的荒诞意味，写出了人文学科（其实也是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困窘，也写出了贫困使人沉沦，自卑，也使人异想天开，还使人背弃朋友的无奈现实。还有《牵手》，以落魄诗人马太见人称朋友，有“握手癖”，引出他失恋以后怀念女友的手的怅惘，以及在大街上渴望与路人握手而被人反感的尴尬，隐隐暗示出在女友弃世以后渴望与人沟通的哀痛，以及因为诗歌不能救溺水的少女而“不再对诗歌存在幻想”的决绝。恍惚中，因为没有人与他握手而自残的结局写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冷漠。此外，小说中马太的朋友画地为牢的生活引出对体制内人“一边在既得的利益中受惠，一边抱憾终生”的发现，也颇为独到地揭示了相当普遍的一种矛盾心态。在《哀歌一曲》中，几个年轻人神经兮兮的活动颇有1990年代青年心态缩影的意味：他们永远在围绕着什么是幸福、爱情、婚姻、如何发财的话题争论不休——卢苇关于“无论人类如何勤奋地工作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的说法表现了他的绝望，但他成天到处乱窜寻找机遇的活法却与他的绝望叹息形成了奇怪的反差，可他最后懵懵懂懂死于非命的结果又鬼使神差使他的绝望一语成谶！而他的朋友刘水急急“下海”，很快发财，最终却沦为罪犯的情节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弄潮儿”命运大起大落的写照。在这个短篇中，马太拒绝不义之财的言行显得可贵。还有《毛病者也》，主人公何为爱好书法，根源却起于少年时代被流氓逼迫着抄写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的痛苦记忆。另一方面，那痛苦又在主人公悄悄的改写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加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在与女友发生性爱关系之后却发现，女友的性启蒙读物竟然就是主人公自己手抄的《少女之心》！在这样奇特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作家对高雅艺术与下流文本、暴力胁迫与个人爱好之间阴错阳差的怪异联系的发现，这样的发现是可以引出关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感悟的。后来，何为变得“古怪异常”，具有“典型的精神病态”，并因此而神秘难见，最终神秘地死在了垃圾堆上，他的死与小说中那句“生活有时候等于捕风捉影”的哲理点化是可以互相参发的。
       就这样，在这一组小说中，张执浩记录了他眼中那批有知识却贫困的神经质青年的烦恼人生，同时又以不时闪现的哲理火花使那些灰色的人生呈现出发人深省的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替我生活》与《牵手》、《哀歌一曲》中的马太那模糊的面孔：在三篇作品中，马太都是落魄诗人，都有神经质，可《替我生活》中的马太相当自私，可以为了异想天开的发财之道而背弃友情；而《牵手》和《哀歌一曲》中的马太则相当可怜，因为失恋和人情冷漠而走火入魔，因为正直而显得不合时宜。这样，马太就成了一个面孔多变的符号。这样的多变面孔也是世态炎凉的某种写照吧。
       写作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次可贵的努力。这是一部探讨生命与死亡、母爱与疯狂主题的作品。许多“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都是从记录作家本人的人生体验开始的（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而张执浩的这部长篇却将笔触伸向了“母爱”的领域，他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情节性强，很好读。小说主人公安亦静注定命运多舛：早年丧母；下乡时被“土皇帝”强暴；大学毕业结婚、有了孩子后，孩子又因为白血病而早夭。强烈的母爱使她一直恍恍惚惚地“在阴阳两界颠来颠去”。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女人那非理性的强烈情感：从在幻觉中无数次与女儿对话，到每次凭吊女儿以后疯狂地在与丈夫做爱中想象女儿“转世”重新回到自己的腹中（这样的描写相当新奇，堪称别开生面、鬼斧神工）；一直到她的痴狂使她的丈夫也感到恐惧，一直到她在恍惚的状态中被歹徒奸污，并怀孕、生下一个性格粗野的儿子……小说中主人公的一番感慨就是小说的主题：“我一直想与生活和解，但到头来仍然不得不与它同归于尽！”这样，作家就从一个女人的悲剧故事提炼出了对于命运的感悟，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某种心理的深度与哲理的意味：有的人为什么注定命运多舛？不是说只要努力，是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吗？
       作家是有意在作品中渲染神秘氛围的：主人公对女儿之坟的迷恋，对生命轮回的渴望，对“我真的觉得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我的每一天”的浩叹，都营造出了朦胧、恍惚、神秘的气氛，同时也都指向了这样的猜想：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命运又是怎么一回事？母爱与疯狂之间、正常的激情与变态的幻觉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偏执的爱与脆弱的神经、沉迷的情感与疯狂的变异、固执的追求与阴错阳差的“报应”……这一切又昭示了怎样的生命玄机？作为一个诗人，张执浩将自己对人生的虚幻玄想感悟融入了这部作品。而当他在小说的扉页上题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时，当他在小说的“跋”中再次表达了对母亲的追思、对苦难的感叹、对命运的思考时，他也就使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了笔下主人公的悲惨故事中。《试图与生活和解》因此而远离了“新生代”作家创作中常见的“身体叙事”或“无聊人生”的主题，而具有了某种震撼力。这部作品将一个关于变态母性的故事与关于苦难命运的思考成功溶化在一起，读后令人难忘。
       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有深刻的人性之悟与命运之思，也有神秘、空灵的文学感觉，可为什么读后还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作为长篇小说，作家刻画的主人公情绪还缺少更丰富的内涵：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与丈夫的关系描写毕竟显得一般化了一些，这样就很难展示变态情绪与正常心理之间应有的交锋、爱与恨交织的万千情态。此外，关于命运强大、意志渺小的主题，也有许多作家写过。怎样开掘出这一主题的新的内涵，也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挑战。作家已经写出了渺小意志在与强大命运抗争中爆发出的狂热能量，但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在更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再作更深入的探讨，作品也许会显得更具深厚意蕴的吧。
       在刻画偏执人格方面，哈代的长篇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和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都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长久的感染力，个中奥妙，值得琢磨。
       张执浩后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天堂施工队》，通过一个白痴的眼睛打量光怪陆离的社会，但也由于一般化的描写而没能取得应有的突破。
       张执浩的小说有明显的“先锋文学”意味，但也有很强的故事性。这种将“先锋文学”与写实文学风格结合在一起的风格，是从马原、洪峰到韩东一直在追求的。这样的追求给人以这样的启迪：在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是可以架一道沟通的桥梁的。
       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继明、张执浩都擅长描写“怪人”形象。
       文学史上，本来就不乏“怪人”形象：从《堂·吉诃德》到《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从《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到《套中人》，还有当代苏联作家瓦西里·舒克申笔下那些憨态可掬的“怪人”形象，[6]都显示了人性中那些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别的想象力，特别的欲望，特别的心态，特别的素质，或多或少有些变态、失常，却自有其特别的人性深度。
       而刘继明、张执浩那些多多少少有些神经质的当代青年的古怪气质，则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心理状态：他们多受过高等教育，又因为思想解放而比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以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处世；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压力又常常使他们抱怨、叹息。《前往黄村》中黄毛的诡异，《我爱麦娘》中麦娘的难以理喻，《歌剧院的咏叹调》中那两个颇有些异想天开气质的艺术家，张执浩笔下同样有着异想天开气质的马太，《毛病者也》中的何为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洁癖”，《试图与生活和解》中的安亦静……都具有神经质的气质。而马太那句“我们谁没有毛病呀”也足以催人反省。在这样的具有神经质的人物形象身上，可以看出现代派和“后现代”思潮对当代人性潜移默化改造的结果（人们变得浮躁，焦虑，过于敏感，或因为愤怒而嚎叫，或因为搞笑而狂欢，不仅仅是现实压力的结果，也与现代派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早在“文革”中就十分流行的“精神危机”并没有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反倒是现代派、“后现代派”的一片叹息与嚎叫进一步助长了那迷惘与绝望。这样，刘继明、张执浩就以自己的小说对时代的病态进行了独到的描绘。
       参考文献：
       [1]《上海文学》1994年第1、2期“编者的话”。
       [2]《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78页。
       [3]见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和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二文。
       [4]《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7页。
       [5]《寻梦歌手的批判与关怀》，张均：《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481页。
       [6]《舒克申论文学创作》，《舒克申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466页。
       樊星，男，著名文学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