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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野炊图》这个题目，读者也许误以为是一篇田园诗风格的小说。其实，这篇小说中没有丝毫的浪漫和诗意，有的只是荒诞和忧愤。小说的荒诞感，或者黑色幽默，是从三个底层民众的尴尬遭遇中折射出来的，由此传达了作者的现实忧愤和底层关怀。显然，这不是一幅明丽清新的野炊图，而是一幅关于底层世态的讽刺画。
       “底层写作”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关于“底层发声”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疑问。实际上，“底层”是复杂的，这不仅是指“底层”的身份难以确认，更重要的是，“底层”的声音是喧哗的，其发声方式和内心诉求也是不统一的，这带来了“底层叙述”的复杂性。与时下常见的代“底层”立言不同，迟子建的《野炊图》巧妙地选择了让“底层”自己发声的叙述策略。但这仅仅是叙述的表象，而骨子里正好相反，因为小说中的“底层”话语其实是“权力”挤压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的自我言说。我以为，这篇小说的最大启示，就是揭示了“底层叙述”的悖谬性。
       所谓“野炊”，原本不过是一个圈套而已。由于省委副书记要来林场视察，为了避免出什么乱子，林场领导听从了办公室主任黑眉的妙计，也就是说，同意黑眉把林场的三个“钉子户”在省委副书记来视察的那天，想方设法骗往一个偏僻的山地，名义上是搞野炊，实际上是请君入瓮，画地为牢，剥夺了三个“钉子户”向高层上访或申诉的权利。但故事也就发生在这里。正是在其他小说家一般要终止叙事的地方，迟子建的底层叙事才真正的开始。小说的高潮部分正在于作者的“节外生枝”，迟子建没有把野炊简单地写成一个圈套或者阴谋，而是让野炊成了底层发声的一个绝妙而荒谬的平台。
       三个“钉子户”虽然都属于所谓“底层”，也就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但由于性格不同，遭际各异，所以在野炊这个临时搭建的话语平台上，他们的行为表演或者言说方式也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苏建和曾经是全国劳模，但如今是一个失去了医疗保障的退休工人。病弱老迈的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的光荣的历史。但在时下的商业化语境中，苏建和的一套革命话语沦为了权力者的笑柄。包大牙则像失去了儿子的祥林嫂一样，总是絮絮叨叨地为死去的女儿鸣冤叫屈。但那个强占她女儿的狗官仍然宦途通畅，包大牙的民主诉求也就变成了笑谈。至于看破世事的冯飚，他没有像前两位那样急切地诉说自己的不平事，而是选择了玩世不恭的调侃，把满腹的郁闷埋在心底。
       不难看出，黑眉是野炊这个话语平台的设计者，也是小说中这场奇妙“话剧”的导演者。三个“钉子户”其实就是他手中的三个演员或者道具。当苏建和、包大牙念叨着那些陈年往事的时候，黑眉表面上拿着笔作记录，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事实上他也无意于做什么记录，对于权力者而言，底层的声音是可有可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底层发声，恰恰相反，权力者需要底层发声的姿态，但同时又完全忽视底层声音的实质。野炊被黑眉导演成了一场野外座谈会，一场有酒有肉的“听取民情民意”的座谈会。表面上，三个底层民众是座谈会的主体，是说者，而黑眉是座谈会的客体，是听者；但其实不然。在这场“话剧”中，听者才是主体，而说者不过是客体而已。
       尽管作为听者，黑眉从始至终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他的话往往起着诱导别人说话的作用。黑眉是权力话语的化身，他的话少而精，不怒而威，充满了策略。“钉子户”的话说得越多，就越证明了权力的力量。换句话说，小说中的底层话语，在本质上正是权力的产物，是权力诱导的结果。这种底层话语无论在表面上是如何的真切，也掩盖不住它内在的无力与虚饰。而底层的真相，正在于冯飚的沉默中。与饶舌的苏建和、包大牙相比，冯飚的沉默恰恰暗示了底层的失语状态。
       有意味的是，作为这场“话剧”的导演者，黑眉在不经意中沦为了“演员”包大牙的性俘虏。也就是说，上层权力者变成了底层农妇性诱惑的对象。而且，这场性诱惑与方局长主动诱奸包大牙的女儿绝然不同，因为，权力者在这场性诱惑中是被动的，而底层农妇则是主动的。这是对上层“强暴”底层及其话语的反写。
       看得出来，包大牙是在识破了权力者制造圈套的真相后，反过来给权力者也设置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是对权力的反讽，由此让黑眉有了黑色的体验。
       李遇春，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