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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 提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这样说中国文化确是“恨铁不成钢”，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来不缺乏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其中有两个自愿站在社会边缘，冷眼看着“酱缸文化”这只螃蟹，俱用他们的笔以小说的方式，抒发着他们“看汝横行到几时”的感触的伟大作家。他们就是王小波与钱钟书。
       萨义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1]钱钟书和王小波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俱是低调做人，他们也并没有超度众生的优越感，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锐的对人生感知和体验的能力。因此他们对酱缸文化的批评和反思比柏杨更彻底，更深入、更透彻。王小波自己说过：“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2]正因意识到责任，钱钟书和王小波不惜用笔将畸形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描摹的淋漓尽致，让熏染日久的人们，无法突围的人们，汕然而笑。他们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不堪的反思，形诸于笔端，无非是想让这些批评警醒懵懵懂懂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众人。正像萨义德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3]他们自觉的承担了学识、修养带给他们的责任。事实上由于学养深厚，由于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不吐不快。
       我们知道钱钟书和王小波俱在欧州数年，“只缘身不在庐山之中”，是以对酱缸文化看的尤其透彻。批判扎根深厚的酱缸文化，他们处理的十分巧妙，就是在作品里他们将批判处之以幽默。他们以幽默的笔法批判中国个人意识的淡漠、偷窥欲望、相互顷轧、月亮是外国的好,这一类酱缸文化污染下的众生相。这种幽默虽叫人心领神会，常生笑意，但是绝非对待悲喜剧中的人物，带着同情的“含泪的笑”，而是让身处酱缸文化之中的人们，深切体会各种弊端后却又无可奈何的会心之笑。这正是王小波所说的“黑色幽默”。正像王小波表示的那样：他小说的主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黑色幽默”。[4]
       具体到作品，让我们来看看钱钟书的《围城》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在《围城》里，钱钟书从伪知识分子的虚伪做作，大家庭里婆媳妯娌的相互倾轧，个人意识的被剥夺来揭露酱缸文化的弊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则从性爱这一生命现象受到压抑、偷窥与迫害批判了酱缸文化在特殊时期的大爆发。
       钱钟书最擅于以旁逸斜出的比喻及讽刺来幽这沉积千年的酱缸文化一默。钱钟书笔下的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虚伪做作，丑态鄙陋，穷尽其相。且让我们看看其一斑。“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潇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汪处厚在战前的排声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他早捞饱了’。在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事实，一是这些知识分子是如此在意这些身外之物，尽管他们常常标榜他们的清高和儒雅，即使国难当头，一是即便他们做到大官多半也是贪官。这是三闾大学的知识分子，然而又何偿不是全社会的缩影？
       钱钟书又对国人自卑及缺乏自信大加鞭挞。“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这讽刺可谓是一针见血。钱钟书是以先觉者兼无奈者的心态，居高临下，夸张戏谑。他讽刺似的幽默表达了他对这个压制人的精神价值的社会的深刻思索。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5]王小波自己宣称道。他的思维不仅限制在对文化的批判上，更表现在他的特殊写法上。《黄金时代》中有段著名的推论，让我们看到，在业已成型的酱缸文化里，直接揭示这种文化的腐烂是如何困难不已。第一个推论是关于“陈清杨就是破鞋”的推论。
       “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愉个汉来。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这段推论正反映了酱缸文化对性的讳莫如深，只要是让人们联想到性的东西，那自然是低微下贱的，无关这个东西的实质与存在意义。
       对这种病态文化的讽刺，王小波不仅是批判“性”已被人为践踏成羞耻的代名词，以致性感的女人必然被这种文化冠以破鞋的称号，而且也针对权力话语的霸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亦是入骨三分。让我们看看陈清杨的悔过书是如何让那些有偷窥欲的，却又拥有权力霸语的自惭形愧的。“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待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王小波让这些虚伪做作的主宰他人命运的人在纯洁的性面前彻底难堪了。也给了霸权文化一个软耳光。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横行，我们的思想判断、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钱钟书和王小波却让我们意识到酱缸文化的陈旧。这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直在竭力揭穿现实生存真相，以实现精神突围与自救，借以澄清已浸泡日久的老酱。他们以玩世不恭的笔调反讽这种文化。正如王小波所说“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6]这两位思维超前的智者都自愿站在社会边缘，同时又都淡薄名利。钱钟书早年时因女儿钱瑗身体不好，而放弃了英伦的聘请，晚年又谢绝了普林斯顿大学以荣誉文学博士及十六万美金的高薪邀他去讲学。而王小波呢？他也放弃了在美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了这份平常心，他们也就做到了“众人独醉，我独醒”。
       二人待酱缸文化不同之处在于：1、王小波的性爱是他嘲弄、戏谑这种文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宛如杨排风的吹火棍，钱钟书则始终处于旁观者境地，常让人感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2、二人毕竟是两代人，在钱钟书所处的时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先锋，尽管钱无意于当先锋，但自傲之心还是有的，所以，行文之间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显而易见。王小波的时代，知识分子业已从像工农兵学习彻底“沦落”为臭老九，王小波的心理障碍打破得更为完全，以致将知识分子的形象设计的形如二流子。
       摩罗曾说：“中国人所缺乏的最主要的能力，是一种人的能力，即对人生，人自身实在处境感知和体验的能力。”[7]钱钟书和王小波意识思索到文化中的软肋，意识到在同样文化氛围里，人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品质以及共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他们坚定的批判我们所失去的纯真，以及在权力霸权下的逆来顺受，一味服从。是以王小波宣布：“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8]
       所谓是“爱之深，责之切”，在历史进程中，如钱钟书、王小波等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绝非个别现象，他们先知先觉，勇往直前，正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与做法……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9]
       注释：
       [1][3][9]《知识分子论》萨义德.
       [2]《未来世界》自序 王小波《浪漫德骑士》李银河.
       [4]《沉默的大多数》.
       [5]《沉默的大多数》之《思维的乐趣》第26 29.
       [6]《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7]转引自房伟《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
       [8]转引自黄书泉《王小波的道路》.
       程景春，安徽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