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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时空坐标中的一个点，是某时某地的一种存在。由于时间的不可抗拒的单向运动性，不断地使此时此刻变为彼时彼刻，所以此时此地的存在（简称“此在”）无往不变成彼时彼地的存在（简称“彼在”），即“此在”随时都是“此在”，又随时变为“彼在”。众所周知，“此在”是可捉摸的，“彼在”是不可捉摸的；“此在”是真实的，“彼在”是虚无的。而每一个“此在”随时都在变成“彼在”，随时都由真实变为虚无。时空坐标中的人随时都是存在，又随时都成为虚无，亦即时空坐标中的“点”一个个不断产生又一个个随之消逝。那么，人怎样才能留下他的存在轨迹呢？怎样才能把这些即生即灭的“点”保留住并把这些“点”连成一条存在之“线”呢？由于时间的不可抗拒的单向运动性，人类既造不出一台水泵使时间倒流，又造不出一台冰箱把时间贮藏，只能眼睁睁地听任时间以它亘古不变的脚步从人类身上跨过。所以夫子在川上慨叹“逝者如斯”，帝王们访求不死之药，道士们渴望白日飞升。一个人也许能拥有一抔黄土的空间，却不能拥有一刹那的时间，最终，连那一抔黄土也将荡然无存。难道人类只能被时间所战胜而不能战胜时间？难道没有一个人能找回消逝的“彼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向战胜一切毁灭一切的时间宣战，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找回了一个个消逝的“彼在”，保留住时空坐标中的一个个“点”并把这些“点”串成一条存在之“线”，它就是《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说：“这整部作品是对宝贵实物的追寻和求索。这一宝贵实物就是时间，隐藏宝物的地方就是过去，这就是书名‘追忆似水年华’所包含的深层含义。”[1]
       普鲁斯特怎样追寻消逝的“彼在”？他在1914年2月7日给《新法兰西评论》的倡导者之一雅克·里维埃尔的信中写道：“不，如果我没有精神信仰，如果我仅仅追求回忆，并通过这些回忆多此一举地记下往昔，那么，像我这样病歪歪的，我就用不着写作了。我不愿意抽象地分析思想地的发展，而是要重新创造它并复活它。”[2]由此可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并非通过强制性的有意识追忆记下死板的往昔，而是通过无意识的突然浮现来重新创造和复活已然消逝的“彼在”，他认为“有意追忆所得到的印象并不能保存历历在目的往事”，只有通过“某件我们意想不到的物体”或“藏匿在那件物体所给予我们的感觉”而产生的无意识重现，消逝的“彼在”才能重新复活[3]。作家通过品尝玛德莱纳小甜饼而重现过去的时光是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普鲁斯特为什么不相信有意识追忆而钟情于无意识重现呢？1915年10月至11月份，他在致谢凯维奇夫人的信中指出，任何回忆都不能违背“由习惯所制约的记忆本身的普遍规律，习惯要减弱一切。”很显然，这种记忆规律中要减弱一切的习惯就是遗忘。他继续写道：“因此，使我们最清晰地记忆起一种事物的东西，正是我们所遗忘的东西，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4]这就是说，我们的有意识追忆是舍本逐末，具有筛除的欺骗性，我们记住的仅仅是经过筛除的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完整的、活生生的“彼在”。至于无意识重现，由于它的非逻辑性和散漫无稽以及具体性和感官色彩，则能找到消逝的“彼在”全部生动活泼的感性内容和“彼在”所有的细微感受，使我们感到“彼在”突然在“此在”之中显现，并且是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显现，所以是“重现”。李商隐《锦瑟》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实，这种“惘然”正是有意识追忆造成的；到了《追忆似水年华》中，则不但“此情可待成重现”，而且“遂令当时更栩然！”
       在普鲁斯特看来，“彼在”并非当真消逝了，只是由于时间的魔法而暂时昏睡；如果任其昏睡，“彼在”就将真正消逝。可是有意识追忆并不能找到消逝的“彼在”，只有无意识重现才能唤醒和复活沉睡的“彼在”。正如安德烈·莫罗亚所言：“普鲁斯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教给人们对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5]而普鲁斯特教给人们回忆过去的某种方式正是“无意识重现”。但是，普鲁斯特为什么不牢牢把捉眼前的“此在”，却要苦苦追寻已然消逝的“彼在”呢？法国的安德烈·莫罗亚和中国的罗大冈都不约而同地指出，由于普鲁斯特常年患病，杜门谢客，不能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他不能不沉入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中，普鲁斯特认为人的生活只有在回忆中才形成“真实的生活”，“回忆中的生活比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6]；“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而“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7]由此观之，似乎由于疾病，普鲁斯特的“此在”不值得把捉，所以他才不得不转而追寻“彼在”。其实，长年患病并不是普鲁斯特追寻“彼在”的原因，而是他追寻“彼在”的条件，尽管是非常残酷的条件。普鲁斯特曾说：“在我的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被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8]正因为普鲁斯特在漫长的时间里，只能待在“方舟”里观察世界，所以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才能与别人迥乎不同。如果不是被迫待在“方舟”里，我们所见到的就绝不是今天世人所认可的普鲁斯特。
       那么，他追寻“彼在”的原因究竟何在？人作为“此在”，又每时每刻“生活在别处”：一种人抬起头来遥望未来，他们生活在梦想中；另一种人回过头去回顾过去，他们生活在回忆中。不论哪一种人被意识到的“此在”，都常常由于意识的多种作用而得到歪曲的反映，只有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彼在”由于未受意识的干扰而反而保留着真实的本相。普鲁斯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口授给卡米尔·维塔尔的信中说：“我希望人们在我的作品中看到的是，我的作品的产生完全是由于应用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至少我这样认为），很难向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感觉的人描绘出它（就像向一个盲人描绘视觉一样）。在我看来能让人理解什么是这种特殊感觉的最好的形象（但很不完全），也许就是用来瞄准时间的望远镜，因为望远镜能显示肉眼看不见的星星，而我尽力（再说我根本不坚持我这个形象）使无意识现象显现在意识之中，这些现象被完全遗忘了，有时处在非常遥远的往昔之中。”[9]这一段“夫子自道”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普鲁斯特追寻“彼在”的原因：他要通过“瞄准时间的望远镜”，尽力使被完全遗忘了的、有时处于非常遥远的往昔之中的无意识现象呈现于意识之中，这就是普鲁斯特所发现的、被评论家所啧啧称道的独特的文学“矿藏”。运用文学的方式，揭示无意识深处的“彼在”比意识层面的“此在”对人的存在更有意义（这正是普鲁斯特比巴尔扎克“现代”的原因），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这是《追忆似水年华》超越文学走向哲学、超越具象走向抽象、超越个别走向一般的关键所在。
       人类渴望完美，追求永恒，而时间却像恶魔，拼命捣毁一切消逝一切；人类总想得到那不可得到的，总要战胜那不可战胜的，这正是人类的命运。在这场搏斗中，人充分展示出个体的魅力和生命的价值。当普鲁斯特的“此在”不可抗拒地转瞬即逝为“彼在”，当普鲁斯特借助于无意识重视找回消逝的“彼在”，当重现的“彼在”突然反过来转化为栩栩如生的“此在”，一刹那间，普鲁斯特感到他竟然拥有了双重存在（当时的存在和回忆的存在），并且从有限走进了无限。于是，自我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时空中独立出来，存在也寻回了丧失的尊严。这种源于认识到自己是绝对存在的深沉幸福，使普鲁斯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可以开始“追忆似水年华”了！今天，当信息时代的快节奏催促着现代人夸父追日似的追赶时间时，有谁耐得下心思舍得花时间捧读这部煌煌七大卷的《追忆似水年华》呢？在夸父追日似的追逐中，现代人不仅失掉了艺术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失掉了独立的自我和存在的尊严。世界需要向前看的梦想家来改善人类的物质处境，世界也需要向后看的回忆家来修复人类的精神处境。
       注释：
       [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第18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2]《外国文艺》1992年第3期，郑克鲁译。
       [3]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译，第28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4]《外国文艺》1992年第3期，郑克鲁译。
       [5]《追忆似水年华》安德烈·莫罗亚“序”第4页 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6]《追忆似水年华》罗大冈“代序”第2页 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7]《追忆似水年华》安德烈·莫罗亚“序”第2页 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8]转摘自纪德：《重读〈欢乐与时日〉》，载《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第1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外国文艺》1992年第3期，郑克鲁译。
       沈喜阳，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