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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坛]论方方对新写实小说的积极建构
作者:聂时佳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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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写实小说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既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一种文学倾向。表面上看,新写实小说似乎对80年代启蒙的倾向是一种反动,但从方方的小说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启蒙,这种启蒙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它与80年代盛行的西方思想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作家个人思想的独创性。
       《风景》是方方最具震撼力的作品,它极其朴素又极其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平民百姓毫无诗意的艰难人生,但是在冷静的客观描摹中突出的却是主人公蕴含了强烈的内心激情的行动,环境的恶劣是为人物的抗争做铺垫的。这正是新写实小说之“新”,即主题是人物的行为所透露的内心状态而不是对外在环境状态的表现。方方的小说具有新写实小说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但这种消解并不仅仅是消极的消解,它还有积极的意义建构,这种意义建构不仅使小说主题更为深刻,而且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建构也有着积极意义。方方以存在主义为底色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种新的主题的开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即从对世俗琐碎生活境况的思索中发掘新的存在意识和存在方式。正像有的学者评论的那样,她的作品具有“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因而具有一种更高意义的启蒙色彩。下面我们就以《风景》为例具体分析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因素。
       作品开头作者就引用了波特莱尔的诗句,以“浩漫的生存布景”、“深渊最黑暗的所在”展现出世界的浩淼、虚无与黑暗,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个沉重的基调。正文的第一段“当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你才能天马行空般在人生路上洒脱地走个来回。”这种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的话语,传达出在对存在的虚无的认识的基础上所采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里有必要对存在主义做一个特别说明。存在主义并不是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而是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是一种严峻的乐观主义。我们要认识《风景》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并发掘它的意义,必须建立在对存在主义的正确认识上。
       《风景》最重要的主人公七哥是在全家人的鄙视与折磨下成长起来的。父亲疑心他是野种,因此童年留给他的只有拳脚与辱骂。但他表面上逆来顺受,实际上却是这个家中最先觉醒的人之一。藕塘摘藕时同伴够够为他洗衣,他看见“她的脸焕发出一层奇特的红光,眼珠嵌在红光之中宛若两块宝石”,这时他“突然感到眼睛潮湿了……觉得这时刻如若能痛哭一场该是多么愉快”。难得的感动使他并未泯灭的自我意识一下子膨胀起来,而且因为受到压抑而具有更大的爆发力。父亲揍他的时候,在一阵眩晕中,他甚至“不禁咧嘴笑了一笑”。这种笑正是七哥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试想一下,这种情境下的笑是一种多么无奈又多么有力的抗争!
       七哥命运的转机是被推荐上大学。原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活着的死人”的七哥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人间”。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彻底改变了。后来,在人生价值的抉择面前,七哥抛弃教授之女,为仕途利益与高干女子成婚。七哥是“自我在觉醒之后逐渐走向泯灭,人格日益卑污,滑向堕落的深渊”了吗?自然,作者并不赞同七哥的选择,但是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一种复杂的同情、一种强烈的悲哀。七哥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并不能仅仅用堕落来解释,对自己可怕的过去可能重演的恐惧令他颤栗,这种恐惧不是具有他这样命运的人可以克服的,他做出的是一次痛苦而无可抗拒的选择。他是清醒地对人生采取了冷酷的态度,这种冷酷具有理性色彩,只是缺乏悲壮的崇高感而已。七哥在愚昧而恶劣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自我意识不使其泯灭或屈服所需要的努力就是具有悲壮性的抗争,这种抗争的悲壮性在七哥走出家门后失去了,但在他每一次人生抉择时的内心斗争中又浮现出来。正是内心的抗争和现实中屈服的对举造成了小说内部巨大的张力。
       如果要更透彻地阐释《风景》的存在启蒙意识,最好与一部法国儿童文学作品《悲悯赤子心》对照来看,由该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放映过。
       二者有很多相近之处,都表现儿童在艰难环境中的成长和启蒙的过程,都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发掘深刻而博大的意义,都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都有存在主义思想因素且可以作为对存在主义思想内涵的印证。后者虽被定义为一部儿童文学,但是它深刻的主题、深厚有力的情感、振奋人心的力量却又超越了儿童文学。
       《悲悯赤子心》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其中自我的启蒙意识之早熟和强烈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主人公Ron的母亲因为命运对她的不公和生活的不如意而变得暴虐残酷,在她的重压下,Ron时时刻刻感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甚至有被母亲送进教养院的危险。Ron和母亲都是命运的受害者,都对命运发出了抗争的挑战。但是Ron的母亲始终没有跳出抗争失败、再抗争的恶性循环的圈子,甚至对失败的痛苦和抗争的悲壮上了瘾,在这种泥沼中一点一点无意识地陷下去。而Ron却对自己抗争的对象、失败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他不妄图改变命运,却坚持了抗争,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运用了适当的抗争方法。他的成熟与理性令人震惊,也赋予了他成人一般的魅力。Ron始终没有跳出命运的圈子,但他却让命运汗颜,他在精神上征服了命运,甚至具有让命运拜倒在他动人而闪光的理想精神的脚下的魅力。
       《风景》中七哥的故事与《悲悯赤子心》有很大的相似,七哥身上具有着和Ron一样动人的内心抗争,他们的启蒙者都是他们自己或者说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都不屈服于命运又都不做无谓的抗争,而是采取虽然有限但是有效的抗争方法,主要是内心的抗争。这种内心抗争使他们在自我观照的时候获得了一种崇高感,也增强了他们内心动力。但是二者之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悲悯赤子心》的结局是Ron不但成功地保存了作为一个有理性、有主见、追求真理和幸福的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真正“活着”而且活得精彩的人,更在小说的结尾通过他最终对母亲的原谅表现了他对存在的清醒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存在理性的动人力量。而《风景》的结局却不那么振奋人心,七哥虽然获得了启蒙和存在的双重认识力,却没有使它们在现实中得到张扬并获得积极的结果,原因主要被归结为社会环境不可抗拒的压力。与《悲悯赤子心》局限于家庭而更具抽象意义不同,《风景》中七哥的命运是跟社会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尽管《风景》的前半部与《悲悯赤子心》十分相似,但是这种社会环境压迫下的消极结果却使它的后半部虽然同样有一种存在理性的内蕴力,但故事中现实的结果却显然不能给人以后者那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在对生活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不执著”的生活态度的具有某种消极性的意义,更有在此基础上内心的不妥协和行动上的抗争的积极意义,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抗争并不必然地指向结果,所以具有了某种终极意义。笔者认为,以《风景》为代表,方方的小说将存在和启蒙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正是通过两者的对举使小说文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也传达出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特点无疑既是方方小说最具吸引力的特色,同时也对新写实小说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方.《风景》[A].《方方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方方.《仅谈七哥》[A].《中篇小说选刊》,1988,(5).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魏冬峰.《2004:“新写实”小说脉络中的池莉和方方》[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5]李俊国.《市场化时代的知识者写作文本》[J].文艺研究,2000,(6).
       [6]方方.《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J].当代小说家评论,2003,(4).
       [7]萨特.《萨特文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
       聂时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