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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为历代士人所景仰；他心志淡泊、洁身自好，成为中国古代隐士这一重要文化阶层的理想典范。然而陶渊明从始至终，都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性氛围之中，既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壮志，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既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豪迈，也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无奈和彷徨。于是我们眼中的陶渊明，不仅仅是一位超脱飘逸的隐者，更是一位一生负重前进、充满悲剧性色彩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他孤标傲世的道德风范背后，隐含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
       一、归去来兮——无奈的人生之旅
       陶渊明在年轻时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诗中曾这样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可见，他少年时不但有过豪放的生活，而且是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抱负。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挟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视渊明为寒门了。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振兴家族、光耀门庭。渊明早期怀有功业之心，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尤其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陶渊明也不例外，他梦想秉承先祖的光耀，希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在门阀世族专权、价值观念混乱的东晋社会，具有强烈个体意识和精神独立的他不得不选择归隐这一无奈的人生之旅。
       首先，晋宋易代的变迁，导致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诗人在《感士不遇赋》中曾这样描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从这一点来看，尔虞我诈、善恶难辨的现实社会并没有给陶渊明提供一个足以展示自我的空间。
       其次，强烈的个体意识是陶渊明归隐的另一重要原因。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较前有所不同，这时期的士子们尽管仍然恪守儒家的有为价值观念，但他们更强烈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而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与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是放弃理想、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呢，还是曲意逢迎、求得一己的富贵？陶渊明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最后，他选择了归隐，毅然辞别官场，回归田园，以捍卫自己独立精神之个体。
       另外对田园生活的钟爱使得陶渊明成为一代“隐者之大宗”。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宅心玄远、清淡无为、旷达超然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所以诗人一直追求“自然”的质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营造了诗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独特心境；“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则描绘了一幅恬适幽静的乡村劳作图。另外，诗人追求独立完美人格的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现实。他形容此时的仕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此时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渊明做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像大鹏那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因此他开始退守追求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个体欲在社会上立足，实现人生价值，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质性和志向这二者有时候并不能统一，这时全靠个体的取舍。因而，他来到了一个远离市朝的可游可居之处——既有清美的景色可供欣赏，又有温暖的亲情、人情慰藉心灵的“世外桃源”。
       二、桃花源——“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所信奉的人生准则。对于陶渊明而言，虽然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但他始终在苦苦寻觅着聊以慰籍心灵的精神家园，于是，诗人在《桃花源记》中以渔人的视角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妙而又神奇的画卷。
       在《桃花源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桃花源内的社会生活概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没有压迫，有的只是祥和静谧；没有离乱和贫困，有的只是“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式的自给自足；没有俗世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童孺纵行踪，班白欢游诣”的悠闲高旷。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陶公是借渔人的眼睛再现自己的理想家园，是面对东晋末期的黑暗现实而提出的生活原则的文学化模式，那么，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究竟能否实现呢？
       首先，我们认为陶渊明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是虚拟的、不切合实际的一种空想。东晋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士族的狂妄和奢靡，个人仕途的坎坷蹇困，地位的卑微窘迫，这一切残酷现实让陶渊明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于是，他通过桃花源来慰藉自己那颗向往自由宁静、民殷国实的理想社会的心灵，同时，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正是对贫富悬殊、壁垒森严的士族门阀制度的强有力的反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在陶渊明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阶级对立，而要实现所谓的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家园，须等待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演变，并且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阶级仍然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尚未真正消除。所以陶公之梦是一个脱离生活实际的美丽而天真的白日梦，是无法面对残酷现实而发出的凄怆的怨言，是壮志难酬借以告慰失落灵魂的精神归宿。
       其次，陶渊明在这个自己精心建构的精神家园之中，虽然摆脱了尘世的羁绊，卸去了心上的重荷，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诗人仍然无法摆脱现实的纷扰，他归隐田园是一种被迫的自觉地退却，虽说含有一定的自愿成分，但这种退却是包含着深沉的悲剧意义的。鲁迅先生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诗人虽然纵情于山水，虽然最终选择归隐这一条路，但决非我们后人读其诗时的那样轻松愉悦。田园显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桃花源，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纯粹的净地何处寻觅？况且少有壮志的陶渊明，何曾彻底摒弃了尘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年时的壮志深藏心底，真性情的陶渊明不可能淡忘世事的动荡，漠视百姓的疾苦。关心世事又不能有所作为，这种殷切的痛苦，潜伏于安宁恬适的田园，始终让陶渊明倍受痛楚的煎熬。
       再者，虽然陶渊明向往那种“自给自足”、恬淡安适的农家生活，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得以真正实现，回归田园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任性”，可以尽情地“徜徉山水”，不用为“五斗米折腰”而委身俗流了。相反他得解决生存问题，“量力固守辙，岁不寒与饥”（《咏贫士》）。“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为此他必须躬耕劳动，“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其中不乏丰收的喜悦，但更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的无奈和惶恐。义熙四年（公元408年）一场意外的火灾，“火屡焚如”，使陶渊明的生活陷入了赤贫、窘迫的境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并且身为人父，他“丈夫虽有志，因为儿女忧”（《咏贫士》），“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这里是有遗憾和愧疚的。所以归隐后的陶渊明心灵是事事、时时受着煎熬的，既是在生活上的，也有在责任上的。正是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摩擦，使得陶渊明虽抱七尺男儿之躯，却无法实现梦寐以求的人生夙愿。于是，他企图借“天命”来诠释自己的悲剧人生。
       三、“天命苟如此”——响彻宇宙的一声嗟叹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除了任真自然的本性以外，还流露出一种乐天知命的宿命思想。所谓乐天知命，就是安于现状，承认既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否定任何改变现状的历史创举，这无异于说统治阶级永享荣华富贵。奴隶世世代代作牛作马，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更不许改变。陶渊明在这一点上，虽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绝对、消极，何况早年的他还有一股热情进取的自信力。但到后来，他面对情伪万端的现实，他感到茫然，只能向所谓的天命求得最终的答案。“命”、“运”、“天命”、“天运”这些词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天命的运动他又称为“化迁”，服从命运的安排叫做“凭化迁”，叫做“委运”。下面我就结合他的作品及其人生经历来谈谈这种思想对其人生悲剧意义的深远影响。
       就作官和归隐而言，他认为，归隐只是“世与我而相违”时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即使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如果不得已，也只好出仕，服从命运的安排。当陶渊明寄身于刘裕部下时，他在诗中说：“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他很不情愿为刘裕效劳，但既然命运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并不做激烈的抗拒，可以敷衍一下，行为物役而神气不变就是了。后来，尽管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但强大的天命论思想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内心的骚动和不平。所以，当他归隐时又说：“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可见他是极端相信天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无论作官还是归隐，都陷入极端的迷惘和痛楚的焦灼之中，一个人不能按自己的性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寄人篱下，蝇营狗苟，这难道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吗？正如《列子·力命》提出的“非物非我，皆命也”，当行为物役、抱负不得伸展之时，乐天知命便是诗人唯一能够慰藉自己心灵的一剂良药，但其中所掺和的血与泪又有谁能够知情了呢？
       另外，陶渊明嗜酒如命，酒成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尤其是当自己的抱负难以伸展时，饮酒便成为他生活中一大乐事。在他的作品中，饮酒诗占据相当多的数量，有人怀疑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能在他的诗中尽情地宣泄积郁内心的惆怅与不满，才能尽情地沐浴在大自然的迤俪和静美之中。但同时，我们从诗文中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内心始终深受痛苦的煎熬，人生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子女的无能，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助，尤其让陶渊明揪心的是他的五个儿子，都不中用：“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些在现在医学看来，与他本人嗜酒如命有着必然的联系，但陶渊明对此只能认命，他曾叹气说：“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于是他长期借酒来麻醉自己，以求心灵上片刻的宁静和一时的解脱，然而酒醒之后又回归到污浊黑暗的世俗社会，对此，他无奈，只能对着茫茫苍天发出一声旷远持久的嗟叹！
       陶渊明的天命思想在生死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陶渊明的身体一向不好，“本既不丰”，再加上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又饮酒过度，所以到五十岁就急剧衰老，不久又发生晋宋易代的大变动，于是他在诗文中常常提到“死”。如他在5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于是留下一份遗嘱《与子俨等疏》，以表达对孩子们的疼爱。在这篇文章中，诗人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话：“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他认为子夏的话正是“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意思。因为，穷达、寿夭这类人生大事早已由天命注定，任何妄求、外请都无济于事。但陶渊明和所有人一样，不免有生之留恋，所以他曾想托青鸟向西王母进言“在世无所需，唯酒与长年”。他还曾服长生药，练长生功；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古皆有没，万岁如平常”。但是在明白了生命的这种“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的不可改变性后，诗人产生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尤其当死亡真正降临时，据他的老朋友颜延之说，诗人“视死如归，临凶若吉”。
       陶渊明正是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才使得他处变而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始终以一个隐者的身份观照周围的世态人情；始终保持自己傲岸的身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这种消极怠世的思想，又为陶渊明本人的人生蒙上了一层后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悲剧色彩。
       张斌，甘肃通渭县北城乡石关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