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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湘西是一个偏远的所在。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个偏远的所在似乎又与野蛮相等同。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湘西的面目因此一直模糊不清。沈从文是一个将军的后裔，但并没有享受到祖父的光荣，童年的快乐是暧昧不明的，远不是他后来在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诗意。祖父创造的光荣只是昙花一现，沈从文受到的苦难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比一条枪高不了多少，就被流泪的母亲送进了军营。家道衰落的变故似乎在沈从文的心中并没有留下太深的记忆，倒是那段军营生活使他终生难忘。他随着那支军阀部队在湘西的土地上东游西走，除了看见杀人放火，就是空虚和无聊。这个孩子的心里逐渐堆满了寂寞和痛苦的情绪，唯一能给他心灵上带来安慰的，就是湘西那一片奇异的土地和土地上质朴的人民。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一度是北京城里的一个游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湘西，尽管藏在偏远的一角，不为外人所关注，总是显出那么一点点神秘，但时代风暴的猛烈袭击，也不可抗拒地波及到这里。这个时期的湘西就像一座阴暗而破败的房子，终有阳光从缝隙中透进来，成为时代大变动背景中先进思想的投影。年轻而敏感的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时代的某些变动，尽管还有些茫然，就像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房子里的人突然出现在阳光下感到头晕目眩，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同时由于极端厌恶军阀部队里野蛮无聊的生活，于是一个强烈的愿望由此在心中形成：走出去，走出湘西！
       沈从文在这一年来到了北京。这个乡下人走出火车站，面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巍然高耸的建筑，他禁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惊叹：“北京好大！”置身于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显得茫然失措，结果听任一个车夫拉着，找一家小客店暂时安了身。
       沈从文希望中的一种全新的生活并没有出现，许多美好的向往很快在现实中砸得粉碎。现在他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游民，从湘西出发时在军阀部队里支取的二十七块钱早在路上就花光了，生存的巨大危机降临到了这个乡下人身上。沈从文当初决定来北京时，有一种朦胧的自我意识，那就是寻求理想，脱离军阀部队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希望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现代知识，来挽救这个日益衰微的民族。至于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他并没有明确的心理准备。因此，沈从文当时面临着的严峻现实处境是，一方面因为自身只有初小文化程度，无法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另一方面他也不具有高大强壮的身躯，自然也找不到打工的机会。沈从文在北京最初两年半的自学生涯是在极度的贫困中度过的，栖身于同乡友好提供的简陋住处，一身单衣，两条棉被，是他的全部过冬之物，以此抵御北京冬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甚至住处连个火炉也没有。至于吃饭，更成为生存下去的最大问题，常常是在有上顿没下顿的情形中度过的，有时饿得发昏，就一次又一次地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或跑到住处附近的街上去，用一个儿童般的眼光看着别人吃饭。
       在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沈从文以湘西人特有的倔强劲与命运搏斗，顽强地坚持着自学。他也多方向人求援，并屡屡得到同乡友好乃至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帮助。一九二四年的严冬，沈从文出于生活上的百般无奈，试着写信向著名作家郁达夫求援。郁达夫登门拜访，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门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而在没有火炉的室内，沈从文身穿两层单衣，用棉被包裹着双脚，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发亮的手坚持写作。沈从文带着湘西乡音的倾诉和眼前所目睹的一切，使郁达夫惊异于这个顽强的生命和这个生命所显示出来的顽强意志，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强烈的悲悯情绪使郁达夫几乎不能自制。郁达夫当时虽在大学任教，经济上却极其窘迫，也是变着法子过日子。他摘下自己脖子上的淡灰色羊毛围巾，并掸去上面的雪花，轻轻披到沈从文身上。他又想到要请沈从文吃顿饭，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两人边吃边谈。饭后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帐，除去吃饭花去的一块七毛多钱，将余下的三块多钱都给了沈从文。郁达夫从沈从文住处回去的当天晚上，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和看起来简单愚直的行为，再加上自己对黑暗社会种种不平的感触，使他奋笔直书，写下了交集着愤慨和悲悯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的这次雪中送炭，并不只是使沈从文度过了生活上的一个难关，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在文学上的信念。也是在这个北方酷寒的冬天，沈从文迎来了他文学上的第一个春天，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荒漠的原野上终于出现了第一枝花。
       摆在沈从文面前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贫困，但文学上的初见起色毕竟冲淡了他内心的忧愁。湘西在很遥远的地方，又在他心的深处。沈从文提笔写作时，湘西的山水人物就源源不断地涌到了笔下。梦魂萦绕的湘西，在沈从文穷愁困苦的日子里，时时牵动着他的归心。同时也有一个声音在沈从文的心灵深处不息地鼓荡：“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别要把信仰失去。”这个湘西的乡下人，就因为这样一种信仰的支撑，尽管在北京城里居无定所，但终究没有离去。
       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慰籍，同时由于环境的恶劣和生存的危机仍然困扰着他，写作也是一种求取生存的手段，这也化为一种动力，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一九二五年在沈从文的文学经历中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大量发表的机会，并陆续有作品集出版，作为一个新起的作家，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对故乡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怀恋，对湘西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描绘成为沈从文早期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沈从文曾经这样表白过自己的创作：“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的确如此，带有浓郁的郁达夫式的“自叙传”色彩，即使作为他的自传材料来读也亦无不可。严格地说，这些早期作品由于缺少应有的艺术提炼，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它们的基本特色。内容的单薄，主题的过于直露以及叙述的粗略都表明沈从文的早期作品还不具备成熟的艺术形态。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他的创作试验期。但沈从文的这个创作开端，仍然是令人惊异的，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沈从文已经显露出潜在的艺术才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所构筑的湘西艺术世界已经初露雏形。湘西之子沈从文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世界，这个曾经云遮雾罩的神秘世界，开始显露出它的冰山一角，给人新鲜，给人刺激，也使人开始关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
       湘西的山水带给沈从文以特有的灵气，加上长久的努力所磨砺出来的才华，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可谓时来运转，他的创作由最初的小溪变成了一条长河，真正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随着他日益成为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他的生活境遇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他长久以来渴求的爱情也终于如愿以偿，生活和创作似乎都在平静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唯一没有改变的大约只有他终生引以自豪的乡下人性格，他的创作也一如既往地沿着湘西乡土题材延伸。即使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暴露都市人生的荒谬和病态，以此反衬出湘西乡土世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湘西乡土作为沈从文血肉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时以更圆熟的艺术形态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湘西的山水和人物已经脱去早期创作中蒙昧的自然状态，成为富有人性深度的艺术形式。一九三四年问世的《边城》，是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的一个标志性建构，也是湘西通往外部世界的一个永久性的路标。沈从文笔下纯净到几乎透明的边城，实则是一个微型化的湘西世界，湘西的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在这里以一种独异的地域色彩表现出来，从而获得永久的艺术价值。边城也由此成为湘西的诗意化命名，并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后来的《长河》原计划写四卷，从最终完成的第一卷来看，是继续着《边城》探索湘西特有的人生形式。这部未完成的以湘西为背景的长篇，标志着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建构的完成。当这部历经坎坷的长篇终于在一九四八年正式出版时，黑暗中的中国即将进入另一时代，而对沈从文来说，则意味着他文学创作道路的终结。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的夫子自道，正是他建构湘西艺术世界的切身体会。以《边城》、《长河》为代表作的湘西艺术世界，实则是一曲以探索湘西乡村人生形式为主题的生命之歌，既是沈从文倾尽全部智慧和心血的生命结晶，又是湘西山水孕育而成的生命精灵。
       沈从文是幸运的，湘西也因之幸运。沈从文“造一座希腊小庙”的文学理想，在湘西坚实的土地上，成为一个神话般的现实。在这座供奉着人性的小庙里，复活着湘西的全部梦想，也供奉着沈从文对真善美的全部追求。这座神奇的小庙，使湘西原本显得野蛮的面目，恢复到淳朴的本真状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拜者蜂拥而来。来的时候，这些朝拜者的心里装着两个名字：“沈从文！湘西！”去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还是装着两个名字：“沈从文的湘西！湘西的沈从文！”
       吴投文，男，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