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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对乡村的影响日渐明显，甚至可以说，城市化即传统村落解体的过程。上世纪初农民只有因破产才会进城；50至80年代计划经济一直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这种封闭导致农民对城市充满向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农民不自知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但是，现代化却使农村与城市相隔越来越远。费孝通于20世纪上半期就敏锐地发现：“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1]在这种城乡碰撞和比拼中，走向城市成为农村青年的一种冲动。在更多的农村青年奔向城市的同时，留守农村的便只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人，乡村面临着不曾遇到的危机。
       李锐作为一位冷静的乡土书写者，在“农具”系列中，将吕梁山区作为传统农村的缩影，借农具作用的异化把农民、土地、农村的命运变化勾勒了出来，展示出自己对当前农村变革的思考。
       一、进城的悲哀
       由于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对田园牧歌十分心仪。但到了20世纪后期，田园牧歌只对于居住在城市的人才有诱惑力；而对于有追求的农村青年来说，农村毕竟是闭塞狭小的。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城市的物质诱惑着农民，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就业机会增多。因此，走出农村、奔向城市成为农村青年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
       在“17年”的小说创作中，农村青年回乡还是进城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如《春种秋收》、《创业史》、《韩梅梅》等，但往往“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倾向：知青回乡务农是热爱劳动、热爱家乡，而向往城市，奔赴城市是好逸恶劳、忘本叛家的表现”[2]。对进城青年的这种判断在新时期得到改变。路遥在《人生》中肯定了高加林向往城市的冲动，更在能力上肯定了他，但最终高加林因被揭发入城手续有问题而被迫重回乡村，也说明了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城农民持一种警惕的心态，也反映了作家对青年进城还是呆在农村这一选择上的彷徨。上世纪90年代初，《浮躁》中金狗凭自身的实力闯入城市，但终因无法接受与传统相左的价值体系而主动离开，这显示了农民不再是全面地接受城市，而是带着审视的眼光对城市有所警惕。不过总体上来说，新时期作家一直关注着农民进城这一现象，并对农民进城的主动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进入21世纪，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吸引更多农民进城。据农业部的调查统计，2002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已超过9400万人[3]。进城寻求财富及个人价值固然无可非议，但由于有些农民文化素质低，尤其是传统城乡差别及城市对农民的偏见和歧视性待遇，广大农民在陌生的大都市中常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贾平凹就其家乡棣花街的现状写到：“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4]习惯认为农民进城，要么堕落、要么死亡、除非再回来。因为他们被抛出了生活的常态：“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5]从农村到城市环境的改变使农民处于手足无措的困境之中，冷漠、刺激的都市生活膨胀着农民的欲望，也贬损他们的尊严，接受与拒绝都无法改变其外来者的身份。李锐的“农具”系列不仅表达了进城农民的此种处境，而且表现了和农民一起进城的农具作用的异化：现代化使传统农具失去了原有功能，成为了其主人命运异化的一种符号。
       《扁担》中金堂充满希望去打工，一进京城便惨遭车祸，残废后生活在废弃工棚中，遭遇了种种生活的尴尬，最终用在农村走乡串户的扁担撑着自己挪回家乡。金堂从未想到，不仅梦想没有实现，反而失去了作为正常人的资格，自己曾养家糊口的扁担会成为承受残疾身躯的支撑，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传统农具在新的生活状态下获得了异态的生存。
       《犁铧》中宝生离开家乡，来到梦想中的城市，希望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与他同在球场上拔草的工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尽管拔草“有点像在老家的地里间苗，也是蹲在地上，一步一挪，也是后背上驮着个大太阳”[6]，但土地对人的作用却不一样：过去生产的是维持生活的粮食，而现在生产着有钱人奢侈的生活。若说传统农民是靠“天”吃饭，那么现在是靠人吃饭。人比“天”有着更大的不可靠性，农民想获得生存就得听从“有权之人”的安排，稍有波动就会陷入困顿之中。农民工的生活成了最忙碌而又最廉价、最无保障的。在吕梁山，犁铧是收获的希望，是丰衣足食的保证，而在球场则被做成铜雕，成为第六洞的标志。古老的农具被看作“是审美符号，甚至作为现代人寻求‘意义’的载体，成为消除大工业机械复制时代‘审美疲劳’的摆设”[7]。耕田种地的农具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成为田园的象征，进而成为赚钱的招牌和手段，在此幕布下则是农民谋生的艰辛与无奈。如果说新时期作家对农民进城持的是肯定态度，那么到了李锐这里变成了诅咒：农民进城只能是一个悲剧！他们无法获得劳动的荣耀和做人的尊严，城市给他们留下了无尽的创伤与悲哀……
       《犁铧》中与农民的悲凉形成对比的是城里人对“田园”的向往。球场赢得国际荣誉是因浓郁的“田园”气息：泉水声，鸡鸣狗叫，孩子的哭叫声，女人们的对话声、瀑布声。但这一切都是从音响中传出的，一旦停电都显得“假惺惺”的。城市对田园的向往是虚伪的，从深层来讲正是城市的扩张掠夺了农村的宁静。一方面是向往，一方面是破坏，这是人的悖论，还是自掘坟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传统乡村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平和、安逸早已不复存在。李锐将留守农村的困境一一展示了出来。
       二、留守的无奈
       城市不可能是农民的栖息地，农村也并非是完美的天堂，也有其破败之处，再加上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农村的侵袭，使农村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农具”系列借农具作用的异化展示了入城者的悲哀，更表现了留守者的无奈，显示了李锐对当下农村主干神经的关注。
       乡村民主法制的欠缺：原用来“割玉茭、割荆条”的袴镰成了用来杀死村长的凶器（《袴镰》）；乡村婚姻的愚昧：原磨面的青石碨成了拴柱锁买来老婆的工具，婚姻买卖似乎成了农村的常态（《青石碨》）；乡村教育的落后：原用来收获粮食、幸福的连耞到了民办教师王光荣这里，收获的却是苦涩与内疚（《连耞》）；乡村文化建设的滞后：原用来谋生的牧笛成为流浪艺人落伍的象征，人们争相去看街头戏团的粗俗表演（《牧笛》）；农村乱占耕地的现象：维持耕种的农具残耱、锄、耕牛，随着土地的减少，成了无用之物，最终成为留守老人的一种安慰（《残耱》、《锄》、《耕牛》）；发家致富的悲剧：大满发明拔焦炭的工具桔槔成丧命之物（《桔槔》）……传统农具在现代生活中发生了变异。然而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不需要农业，农业也并未发展到不需要传统农具的时候，它们却失去了生产意义，这既不合历史发展，也违反农民生活的常态，“违背”的原因“不在于这些农具总体上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也不在于现代农具代替了它们”[8]，而是由于城市化对土地的掠夺和对农民思想的冲击，造成农民脱离农业，农具也就无法履行职责。
       上世纪80年代，李杭育在“葛川江系列”中借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塑造了具有悲剧色彩的“最后一个”们的形象。他们或“背时”了，或死去了，但人格依然有力量，作者为他们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挽歌。而李锐在“农具”系列中对传统农具作用的消失表现的却是痛惜，是情感上的悲哀，也是对现代化的深入思考：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人性产生了过多的负面影响，农民失去了土地，其精神家园也被践踏，农民不再成为农民，更成不了市民，甚至于不能成人，社会在前进中似乎遗忘了农民，忘记了对农民的人文关怀。
       农具成了农民异化的象征，而农村何尝不成了“农民荒芜”的象征！现代化在带给我们物质财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古老的乡村情况更为严重。城市大量占用土地，又以巨大的诱惑力掳走了农村的青壮年，“住不进城里宁愿在城边上凑合，也不回来住，”[9]乡村成了没有生命的空壳，“空巢老人”、“留守孩子”及“空巢”逐年增多。正如贾平凹谈及《秦腔》时曾说道：“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状况，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10]留守老人看着自己辛苦盖起的新房人去屋空，他们的心中又何尝不是荒草丛生？在老人无尽的悲伤和感慨中，农村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残耱》）
       “农具”系列中唯一留在农村的大满也极力劝弟弟去城市，自己留下是缘于无奈：要给父母养老送终。但父母去世后，他是否也会离开农村（《桔槔》）？由于工业开发的需要，再加上贫困的农民需要那笔拆迁费，于是他们甘愿放弃土地，这样农村的凄凉便在所难免。《耧车》中写到：“正是开耕下种的好日子，可是山谷的梯田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孤零零的爷孙俩……种了千年万年，收了千年万年……明年就变成荒地了。”[11]只有一群老人在执着的耕耘。他们有着“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历史，自然会受到土地的束缚”[12]。整个农村呈现年老衰退的景象，随着这些老人的死去，传统农村是否还会存在？这是残酷且不容逃避的现实：传统农村在都市现代化的逼迫和诱惑下溃败了，田园牧歌只是成为留声机里无生命的磁记录。
       乡村的颓败意味着田园情趣的丧失，仅有的风景注定要在工业化中消亡。《耧车》中老福田向孙子讲述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鲁班的传说。这些浪漫的神话故事有一种久违的民间气息，也透露出农民对历史远去的留恋与无奈。这种悲哀证明了农民对土地的挚爱，是对其人生的自我确认，随着土地的丧失，农民的价值是否也将离去？
       三、挽歌还是颂歌
       城市不是农民的乐园，而农村也不再是原来的生存之地。城市靠虚构田园风光来满足其对乡村的向往；农民则通过对神话的追忆来想象曾有的美好。“农具”系列中用了许多鲜亮的颜色来描写田园，使人感受到沈从文、汪曾祺笔下乡村的单纯、明朗、淳朴和诗意般的静谧，也正是这种优美与农民处境的反差更能让人体会到农民离开土地后无处归依的悲凉。
       李锐避开现代化农具而完全以传统农具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以《王桢农书》、《中国古代农机具》作为小说的引子来构建整个“农具”系列，将历史与现实进行链接。在我们意识深处，传统农具依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型，农具、农民、农村永远是三位一体的。李锐以与农民命运息息相关的农具作为叙事的内核和线索，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对农民生存方式的强力渗透，乡村现实的残酷性和危机感，启发我们对农村改革的思考：“土地真的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真的能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13]广袤的农村由谁来坚守？究竟路在何方？
       作为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现代文人，李锐对桃花源式的农村生活充满向往。实际上宁静的农家图多是由文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半借助田园、半借助心境创造出来的，他们并没有领略到耕作的艰辛。被升华的田园风情只能是文人的审美空间，而不是农民的生活空间。进城务工可以使农民获得经济利益，扩大视野。城市的扩展也加快了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交通日益发达、教育日趋正规。城市与农村是相互补充并可以共同繁荣的，并非像李锐在“农具”系列中展示的那样绝对对立。李锐对田园乡村的怀念和对现代乡村的拒绝，既显示了他的坚贞，又显示了他的偏执。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田园牧歌”的丧失，我们不能一味地痛惜和挽悼，也应看到历史的趋向和乡村的美好明天。
       注释：
       [1]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第17页。
       [2]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67页。
       [3]统计数字来于《农业部:去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超过9400万人》,网址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
       3586/20030402/960735.html 2003-04-02,08:31。
       [4][13]贾平凹：《秦腔》后记，《收获》2005年第2期，第207页。
       [5][1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出版社1949年版，第10页、第2页。
       [6]李锐：《犁铧》，《十月》2006年第2期，第4-8页。
       [7]孙国亮：《乡村"乌托邦"的覆灭：愤怒的袴镰与伤感的残耱》，《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第70页。
       [8]赵海忠：《镰为农具今不同》，《名作欣赏》2006年第3期，第72页。
       [9]李锐：《残耱》，《收获》2004年第5期，第90-93页。
       [10]贾平凹 郜元宝：《〈秦腔〉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10日第8版。
       [11]李锐：《耧车》，《十月》2006年第2期，第9-12页。
       马小敏，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