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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选入金庸武侠小说的新编语文读本的叫好声中，有一种叫好声特别值得注意：叫好不已的西南师大文学教授韩云波说：武侠小说里面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同时，侠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梦想，对国民的人格形成会有深远的影响。韩教授的这种认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武侠小说对国民人格的形成的确有深远的影响。可是，那是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侠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性质。
        武侠精神的核心是忠义精神。按照文人学士们的传统观念，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可是，他们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历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样的悲苦和残酷，无奈和惨烈。人们的生存，是要靠社会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当人们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义的时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会的有序化，而是转向对社会个体依赖，换言之，是对社会生存保障的绝望。当人们绝望于社会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时候，其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忠和义！当然，人类道德中是应该有一定的忠和义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忠和义符号化和图腾化，推向极端，扭曲而变异。
        可是，被黑暗逼出来的东西——忠义，又加深了社会的黑暗。因为忠义不是对全社会负责，而是对个人负责，大而言之是为某个团体负责。所以，这就决定了个人的品格和行为中的游民本质。为报“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仁义二字发挥到顶峰。而保证忠义的形式就是发誓赌咒，骂尽“天打五雷轰”和“千刀万剐”。忠义落实到组织上，规则和皇室毫无二致，上有草头王，下面等级森严，搞起处罚，或是产生内讧，总是血淋淋的。对内的感情维系是忠义，理性是等级。对外，尤其是对不利于己者，则无理性，无良知，所有的流氓无赖劲都可以使出来，甚至相当残酷毒辣。只能痛痛快快地破坏，不能扎扎实实地建设，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和价值取向，“吃大户”，“分大户”，“大块大块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便是其追求。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和组织规则的集中，就形成了“游民文化”，并同主流文化——孔孟之道相汇合，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宰；尽管游民行为破坏着孔孟之道——因为它犯上，但它又需要孔孟之道——因为它也需要等级秩序。
        由于游民文化是建立在弱势群体之上的，就容易使正义、公理、同情等人类健康的意识和道德附丽其上，从而掩盖其破坏性，而且由于行为没有社会方向，更谈不上理论纲领，便不是以迷信的形式为凝聚剂，就是利用某一社会思潮和社会情绪，如“均等”“大同”和“仇富思想”一类的东西为旗帜，甚至可贵的求公意识也容易被利用进去。一旦这个群体取得政权后，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权力分配，分配的原则是“论功排座次，凭义授官衔”，首先就在天下人面前搞了个最大的不公。第二件事就是改变索取方式，原先是用刀枪窃取，现在是用权力窃取。以游民文化为灵魂的国家机器，和它用暴力砸烂的前一国家机器一样，仍以残酷的压迫剥削制造又一轮的贫富不均和天下不公，又把许多人推到和自己先前一样的位置，抛向社会边缘，成为生存毫无保障，只能靠彼此间的忠和义活命的游民，从而发展游民文化。以此往复，游民导演历史悲剧，历史悲剧制造游民，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发生周期性震荡。每一次震荡，都是社会自身产生的邪恶能量周期性暴发的必然。
        这就是武侠精神——忠与义的本质：中国历史文化的毒瘤。在现代社会追求规则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这个毒瘤能培养国人的什么人格？对于金庸，我白眼视之，同时，我为停留在中世纪的教材编者和韩云波们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