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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法]关于外国文学教学的思考
作者:张玉霞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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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工作六年多了,其间无论外在环境还是内在心境都发生过繁复的变化,走过了一条辗转的心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越来越明显的遭遇到学生的厌学情绪和师生之间的代际交流问题。很显然,学生的兴趣和心智已经被网络和身边种种的时尚所牵引和开启,书本和课堂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在教学互动活动中,他们用“大话”的语言谈论解构,用漫画的情节剖析人性,用手机短信讲解诗歌,等等。很多时候这都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哺,同时又是一次精彩的思想对话。在他们反复追问“文学到底何为”、“经典到底何为”的同时,也反复自问“师者何为”,并不断对自己教学实践中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带动对当下教育现状的反思。教育的困惑是师生共同面对的困惑。我们的学理背景怎样与当下的文化现实和个人的兴趣圆通融合,成为考验彼此专业信念的关键。
       下面仅就外国文学教学,谈几点个人的一己之见。
       众所周知,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学生对于异质文化的隔膜和理解障碍,导致对教材中所分析的经典文本的畏难情绪。就本人的教学经验而言,文化分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征。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讲解文学现象,强调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并突显其内在动因,会给学生一种宏观、总体把握的豁然开朗之感。具体而言,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文化分析有三个重要维度:宗教、史学、艺术,它们与文学一道构成外国文化血肉丰满的肌体。而文本细读则把个体的阅读体验与文学史的宏观叙述结合起来,使得理论教学立足于鲜活的审美感受,由课堂走进学生的内心。
       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现今通行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都明确提出“厚今薄古”的编写原则,20世纪、19世纪是重心,18世纪以前的文学史相对简化。而在编写体例上,虽然有专家明确提出“处理好外国文学史与世界文化史之间的辨证关系问题”、“编写外国文学史,必须加强文化的含量”,[1]基本上仍沿用传统的三段式社会学分析模式——社会历史条件、思想背景、文学现象,文学概况、作家生平、作品分析,作品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等。[2]这种文学史讲解模式很容易流于表面上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浮光掠影的介绍,学生往往也停留于听故事而已。在实际教学活动中,18世纪以前的文学史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大家都清楚,这一部分是基础,如果学生没有学扎实,后面的教学就是一片流沙之上的城堡。由于阅读视野的距离,这一部分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文化分析。试以此为例作简要说明。
       在古代文学这一讲中,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之间,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行教材由于篇幅的考虑,在此往往作了跳跃式的处理。[3]这种人为的断裂使得西方文学的基督教背景显得突兀而且暧昧不清,会给后面的教学造成很大干扰。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加上一节关于基督教的介绍,从犹太文化、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概况、《圣经》解读等几个方面展开,兼顾具体而微的文学典故层面和整体的文化精神理念层面。经典作品《神曲》是这一讲的难点,就其几乎无法卒读的阅读效果而言很难展开令人信服的分析。若从中世纪文化的角度切入,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西方史学界的“中世纪转向”是理解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以及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可以从“中世纪”、“文艺复兴”这两个史学概念的内涵讲起,分析西方思想界由史学带动的学术大转向,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学界的一些定见进行反思,等等。既增强了课堂的趣味又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单就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而言,艺术纬度的引入是很必要的。在西方油画的直观介入下,人文主义的主题会逼真的进入学生头脑,对莎士比亚戏剧、《堂·吉诃德》等经典作品思想意义的分析就不再是老生常谈的教条。
       在当今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理论成为时尚,形形色色的各种研究走马灯似地进行着文化赶场,文学研究日渐边缘和浮躁。文学史教学中对文本细读的忽视导致学生对此的生疏,其流弊在近年来的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中充分体现。让我们重申这样的原则:文学研究的起点是文本,终点还是文本。文本细读强调对作品的亲历阅读,其中心是文体意识。诗歌、小说、戏剧三大板块各有其分析的重心。这方面的基本功是硬功夫,必须在反复的训练中才能掌握。而且文体意识贯穿于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会使学生在教材的线性叙述中抓住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因此,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除了教材的通史讲解之外,很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当下众多的文体专史著作,尤其是成果颇丰的小说史研究。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进入我们的视野——通俗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通俗文学在20世纪制造了神话般的创作和阅读景观,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强力冲击波,并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世界文化的面貌。科幻小说和言情小说作为其中两个主要类型,吸引了很多学生的阅读。但是我们的教材却对之不屑一顾,保持高傲的沉默;致使学生的阅读实践和文学课程的学习之间严重脱节,产生强烈的心理困惑或不满。而且,缺乏对通俗文学景观和类型的讲解,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解读则是不可能的。那么,通俗文学及其经典作品该怎样有效地进入文学史?如何确立此类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位置?文学史的重写到底怎样才是行之有效的?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重写文学史的确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关于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讨论得沸沸扬扬。其背景是国家教育部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和号召。很有趣的是,参与者大多关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界似乎对此保持沉默。但是同时,高校又不得不面对教育部下发的各项相关的硬性指标,将其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
       个人认为,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成为外国文学教学势所必然的趋势,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和因地制宜的调控。以本人所在的院系为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三个方向——文学方向、现代文秘方向、影视文学方向,在具体的培养方案中,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的时间各不一样:文学方向设在三年级1、2学期,现代文秘方向设在二年级2学期、三年级1学期,影视文学方向设在一年级2学期、二年级1学期。双语教学的实践,当然应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方向的外国文学课程,因为三年级的本科学生英语水平基本达到了双语教学的要求,而且学生由于考研、求职等各方面的实际考虑,有双语教学的需求和兴趣。在外国文学课程上进行双语教学实践,重点在作品原文赏析和专业英语的训练,而非英语语言教学。
       以本人的教学经验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文秘方向和影视文学方向的外国文学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效果很好。外国文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手段的改革,更是一种教学理念的变革,对授课教师提出很大的挑战。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外国文学课程充分整合跨学科资源,包括影视改编的视觉资源、西方音乐歌剧视听资源、西方美术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视觉资源、中国文化视觉资源,以及制作语言表述的视觉图等等,使外国文学课堂真正成为跨学科比较、互文性研究的平台。通过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的互文性,与音乐、歌剧改编的互文性,与美术作品的互文性,艺术虚构与科学真实的互文性等方面,拓展和深化外国文学教学的空间。在有声有色、绘声绘影的外国文学课堂上,使学生快乐学习,愉快感受外国文学的艺术魅力。同时通过参与互动方式,激活学生的课堂思维和专业视野,把作为学科基础课程的外国文学与广告策划、影视作品分析等专业课程紧密联系,融会贯通。
       学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凝炼一支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就双语教学和多媒体教学进行调研,编制出一套实用、权威的教材和课件,改变散兵游勇的游击现状,避免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借助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平台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暨南大学在这一方面已经起步。[4]
       注释:
       [1]邓年刚《“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专家谈》,《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3]《外国文学史》(上、下),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外国文学简编》,朱维之、赵澧、黄晋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参见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精品课程网http://jpkc.jnu.edu.cn/wgwxs/index.htm
       张玉霞,女,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