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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剧作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１９世纪挪威的易卜生的那些“社会问题剧”，《国民公敌》、《玩偶之家》、《群鬼》等，激发了当时的文化人对中国的批判性思考。其中，《群鬼》虽不如以娜拉为主角的《玩偶之家》轰动一时，却也对周氏兄弟的文化批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群鬼》的基本情节讲，阿尔文太太嫁的是一个放荡的男人，她把儿子欧士华从家里打发出去，以免受父亲的精神感染而堕落；许多年以后，年轻的艺术家欧士华回家，却表现得酷肖乃父，愚蠢地追求女仆吕嘉纳（一私生女，实为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家中祸事不断，最后阿尔文太太身边只剩下无药可医的白痴儿子欧士华——原来他是遗传性梅毒病人！易卜生笔下的“群鬼”不仅指物质性遗传的病毒，还有“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青年周作人对这一段话深有同感，在他当时的文章里一再表露对“故鬼重来之惧”。
       鲁迅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引了《群鬼》的片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鲁迅虽然谈的也是“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但现在引发我的感慨的只是他的这段话：“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鲁迅撰写此文时说，“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
       ４月初，我在广州各大报上看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布的性病监测报告：儿童性病患者２００４年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３４．７％，主要是胎传梅毒、家庭感染导致（４月２日《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４年上报性病病例反弹较大，增加达２４．１６％，（全省有记录的性病患者）总数超过１０万”。闻此讯息，我不禁大呼：“鬼子”又来了！此“鬼子”者，非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洋鬼子，而是易卜生所说的“群鬼”之子，不仅指梅毒等性病的遗传因子，也指放荡不羁腐化堕落的文化因子。父母只顾自己寻欢作乐，与上世纪初不同的是，如今还有各色各样的理论为自己撑腰，几乎到了振振有词，“人不风流枉为人”的地步；这些人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要自己无辜的孩子承担欧士华一样的可悲命运，天理良心何在！
       当然，现在的社会情境与易卜生所处的１９世纪和鲁迅所言的２０世纪初相比，要复杂得多。染上性病的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寻欢作乐放浪不羁的阿尔文先生之流，他们出入各种娱乐和服务场所嫖暗娼宿明妓?穴被迫卖淫者且不论?雪。对于这种人，用法律与道德制裁他们是一回事，对娱乐服务场所加强监管与预防，尽可能阻断性病传播渠道是另一回事。这些日子，对于河南省在娱乐服务场所实行“准入制”（要求从业人员体检上岗，要求员工定期参检）议论纷纷，反对者认为这是变相认可和鼓励卖淫嫖娼。这是被“道德正义感”冲昏了头，好比说警察强制司机系安全带是鼓励出车祸，好比说保险公司推销保险就是希望死人失火，简直就是瞎扯。
       另一种人，是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的打工男女，一不小心就会染上性病，后患无穷。据４月５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抽样调查显示东莞有４成打工青年基本无性生活，一些人坦承“找过小姐”，而这些被访者又有近６成对性病不甚了解，当然也就谈不上防范。我们却不能以旧时远航水手的“榜样”来要求打工男女长期“克服”性欲望。
       无论是哪种人，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造成性病泛滥的后果都是一样可怕的。因此，社会要正视现实，拿出有效的对策，防止这种戕害国民特别是下一代身心健康的“鬼子”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