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种看法，人在单位不敢讲真话，因为饭碗捏在领导手里，而且一年一聘任，说了真话丢了饭碗，对不起妻子，更养不起孩子。谁应该说真话？工会主席呗。可是工会主席是由一把手圈定的，级别待遇也是一把手给的。一席八人，叫工会主席陪座，不过是多双筷子。吃人家的嘴软。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能力说真话。他们是受法律保护而专门说真话的，而且在两会上正大光明地说，即使说错了话也有“豁免权”。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每次开会总是先抢话筒，抢话筒是发现了问题敢实话实说。例如１９８４年，吴青第一次参加海淀区人代会时，听到主持人介绍一名干部“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她就立刻站起来反驳：“不能这样介绍一名干部，我们要知道他本人的政绩。”吴青做了２０年代表，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反对官员列入专门委员会。只可惜像她这样的人民代表太少。
科学家应该说真话。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是敢说真话的。可是现在的项目评审，再也没人来请他。为何？今天是拿钱请人说好话的。何先生不知道这个“行情”，他只要到场，就说真话。说过几回之后，人家就把他晾在一边了。见风使舵的政客型“专家”海着呢。
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因收受贿赂，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９日被判决有期徒刑１０年，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１日因血癌去世。问国人，相信中国足球圈里只有一个“黑哨”吗？挺不过良心煎熬而说出了真话的，却成为“替罪羊”。
李昌平，中国一个极其普通的镇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喊过之后怎么样？由他自己来“埋单”——被迫出走打工，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游戏规则”。
而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场“非典”中，如果没有钟南山大胆说“不”，那个卫生部长会被免职吗？“非典”还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然而在当年央视晚会上，没有钟南山的身影，而是飞天英雄杨利伟，个中意味深长。
再想想，为什么“文革博物馆”始终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灾难事故展”？为什么建国以来没有设立一个“耻辱日”？当年错批一人，多生数亿，今天很多社会问题都由此而生。张志新说真话行刑前被割断喉管。与之相比，今天的舆论环境好多了。为什么说真话还是那么难？
记者敢说真话吧。“反腐记者王勤荣”，因揭露某省假灌溉工程，而后被一个小小的“案子”缠上，被判处１２年徒刑，此刻正在监狱里。“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王克勤，仅２００１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１６０多人。他被《南方周末》评为“２００２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有人曾出５００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一家三口被迫到了京城，连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付不起，妻子没有工作，生活陷于困境。
主持《实话实说》的崔永元，也算得上是一个敢说真话的汉子。“我可以保证，我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从没有走过一次穴，拿过一分‘黑钱’！”在谈到对“主持人”这三个字的理解时，他严厉地批评：“其实主持人就是人，但现在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痛快！可是，崔永元说他已经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回过头来看看某些人大代表。开会举举手，选举打打勾，吃饭喝喝酒，木偶人一个。被媒体誉为“议案大王”的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感慨地说：“在我身边竟发现有３０％～４０％的代表五年都不说话！”我国人大代表７０％是领导专家。有代表直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官员代表多了，成大气候，“英雄所见略同”。在这种语境中，非官员代表要说说真话，即使会上不便为难你，会后给你上点眼药、穿个小鞋那是易如反掌。你这个代表是怎么来的？是基层党委和政府定下来的。你还是单位上的人，单位总管得住你吧。单位“包装”了你，也可以不“包装”你，从你身上撤回资源投到另一个人身上。不听话就走人，乱说话就下课，简单得很。所以说，人民代表有责无权，也就很难保护自己。一旦提出不同意见，冲撞了领导，暴露了缺陷，影响到大大小小的“长官”的政绩与仕途，那真是凶多吉少。人大代表任期短，政府官员寿命长，官官相护一个圈，而一个代表真称得上“孤家寡人”。这也是人大代表不敢说真话的原因吧。于是在不少地方的人大会上，官民代表一家亲：非官员代表拐弯抹角唱颂歌，官员代表则装模作样表示“说到了点子上”，然后抛出自编自导的“改进建议”，落得个皆大欢喜。
所以我理解，要让百分之三十的非官员代表说出与百分之七十的官员代表不同的看法，真的很难啊。还有，有的非官员代表的素质也大有问题。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在人代会上投机钻营，跑官要官；喜欢吹捧，热衷神化。在单位则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盛气凌人，争强好势；以势压人，惟我正确，比官还像个官儿。
还有谁有能力讲真话？老师敢讲真话吗？有个老师因为反对补课，年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而下岗了。医生敢讲真话吗？南方某大医院某医生，出世没几天的孩子被烤死在护婴室的温箱里，妻子也是本院护士。他们发誓要追究医院的法律责任。但是医院领导传话过来：随他们去告，本医院全省最好，医疗技术和名气最大，谁如果砸了医院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一听这话，这对夫妇再也不敢言告了。不能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的负疚，讨了公道就面临下岗的巨大压力，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全国有多少职工具有这对夫妇类似的经历，受到了不公乃至严重不公的待遇，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泪水往自己肚子里咽，稍有怨言，领导就以待岗、下岗相威胁。（《南方周末》２月２４日）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真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真话的。有能力说真话的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真话，那问题就大了。要让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得保证不被人从“背后”下“杀手”，就得保证不被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做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被规章、甚至被法律“做掉”。这得靠什么来支撑？靠法律制度，靠可以操作的法律措施来保证，譬如言论自由，譬如有说真话且有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让说真话的人有个正常的结局。这又是一个老问题了。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