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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先生1933年创作的四幕剧《雷雨》是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巧合的悲剧。周朴园是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他曾留学德国，又是现代厂矿董事长，也是家庭的统治者，性格冷酷、自私、虚伪，是《雷雨》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整个故事围绕他而展开。《雷雨》通过他揭示出中国资产阶级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有着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揭示出中国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揭示出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这一点通过他与蘩漪的矛盾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疾病的隐喻
       在第一幕周朴园离家两个月回来后，见到蘩漪时，有一个逼妻子吃药的经典场面：
       周朴园（不高兴地）你最好现在喝了它吧！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孩子。
       周朴园（冷峻地）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为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为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在蘩漪表示喝不下时，他威逼两个儿子劝药，甚至对周萍说：“去，跪下，劝你的母亲。”在蘩漪走后对周冲说的是：“你同你妈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对周萍则说：“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象是不轻（回头向萍）我看，你也是一样。”这是周朴园在离家两个月后见到家人第一面后说的话，从中我们看不到亲情，只看到一个统治者在觉察家人有点脱离他控制后的施威，这是他在一进家门之后作出的一场居高临下的诊断。蘩漪一直任性，不顺从，他就长期逼她吃药，并断定她有精神病。但这病又不是医生诊断的，而是自己命名的，之后才让医生根据这“病”进行诊治。周冲因为反对，而一同遭斥为病人。周萍“不规矩”整天喝酒、跳舞，因此也有病。
       病是身体机能的非正常状态。精神病的病理意义就是精神失常，是必须控制或根除的。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身体似乎很相似，哪儿有问题，哪儿就有病；哪儿有病，哪儿就需控制和根除，周朴园对家庭的规范统治正是这样理解与实施的。很明显周朴园所说的“病”并非真正疾病而是借以压制与他思想、观念不一致的人的借口和幌子。可以看出蘩漪的病在这里产生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隐喻意义。精神有病的人（疯子）是不同于正常人的。他们的言语是不可信的，他们的行为是有违常规的，他们是应被放逐出正常人的世界的，正常人是可以剥夺其地位与说话权利的。在这种隐喻意义的操作下使“精神病人（疯子）”不战而败，隐喻义的操作者并不需与之正面交锋，而是以“精神病人（疯子）”为命名，策略性地、直接地将他排出正常人的圈子，剥夺话语权，使之就范，因此蘩漪在“药”端上来后一再败下阵来。
       蘩漪不想就范，想挣扎逃命：“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而周朴园却“（冷酷地）你这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疾忌医，不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致使蘩漪陷入更大的被动，无法正常表达自己。如果偏说自己没病，会被认为“讳疾忌医”，是病上加病的疯子，若“听话”吃药，就会被认为是真的需要治疗的精神病，进退都是绝路。
       二、反抗或盲从
       这种较量中，周朴园给蘩漪的是一座“监狱似的周公馆”，“一个死地方”。蘩漪清醒地认识到周朴园给她“治病”就是要将她禁锢起来，尤其是禁锢她的思想。她既已洞察周朴园的阴谋，也就明白了自己无处可逃的命运。如果屈从只能一步步走向没有光明的所在。这种处境使她性格中不驯服的特点被逼显示出来。“她是一个受过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的力量在她的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因此在希望破灭时，她能够决定“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的冒一次，什么都烧个干净”。她义无返顾地告诉周朴园“我有精神病”，“我是疯子，请你不要管我”，并开始以疯子自命，旗帜鲜明地反叛周朴园的权威和秩序。这种鱼死网破的较量，让周朴园以“病”的命义限制蘩漪的策略彻底失败。
       周朴园借用“疾病”的隐喻义，要将蘩漪的危险思想，甚至将周萍、周冲不合规范的思想和行为从家庭中驱除，要让自己的家庭成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周冲对其父亲的专制虽然不满，但他只是一个少年，他消极地退却了。周萍在周公馆强大的道德规范下，完全认可了其父亲的道德模式，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一生是有道德的”。对蘩漪说：“（有些怕她）你疯了。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愿意“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他佩服他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犟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而蘩漪则最后以“疯子”自居，要无所顾忌的摧毁周家的虚伪的道德体面。雷雨一般喊出“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就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正爱她，要真正活着的女人！……（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这是负痛的生命对非人处境的表达，是自命为“疯子”后从未有过的自由痛快的表达。是要做“真正活着的女人”的呼喊，这是一种最真实的声音，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道德的悲剧
       许多文学作品都塑造了“精神失常”或“疯子”的形象，如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中颂莲的命运遭际实际上是现代文化价值取向与没落垂死传统文化道德世界的冲突。她不肯将精神理念彻底泯灭，将自己融合到朽末的世界中，在目睹梅珊因偷情被杀后，这种精神守护在封建道德专制的压力下突然崩溃。最后口中念念的说着“杀人”的颂莲被人看作了“疯子”。鲁迅笔下的“狂人”感觉到社会“吃人”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其言行与周围格格不入，也被称为“疯子”。他们的“疯”是正统社会舆论认定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言行与正统的道德不合。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指出“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结构中，百善孝为先，父子关系居于核心，其它都是父子关系的推演”，“父子、君臣、夫妇关系只是顺从的不同表现方式，这种专制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的。这种顺从观念不以是非曲直为前提，敢于反抗者不管理由多么充分，都得不到许可，是一种极其残酷的道德。这种道德造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从造成的”。周朴园便是典型的例子，作为资本家与封建家长的周朴园曾经也是留学德国的新青年，从剧中可以看出年轻时他对侍萍是有感情的，但几千年封建意识的积淀及门第之见，不可能给他做主的自由。他尝试反抗，但强大的社会力量使他一步一步被驯服，最后按照正统道德认可的模式和标准来生活，终于使他认为对侍萍的抛弃对蘩漪的冷酷专制，对工人的压制，对子女不可违拗的威严是正常的，是符合资本家与封建家长的道德准则的。也正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最体面最道德的家庭，认为“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屡屡制造悲剧而不自知，在周公馆他的标准就是一切的标准。“他穿的衣服是二十年前的新装”“他的衣着陈腐而保守，道德标准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家人都要听他的话，不能任性。”将蘩漪弃置于二楼，无视其感情存在，这对于受过新式教育的蘩漪，年轻的周萍、周冲来说想不酿成悲剧都难。特别是对蘩漪，“她虽文弱，但聪慧，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恨起来能把人烧毁”。周朴园用旧道德标准束缚她，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的结局。说到底，蘩漪疯出的“狂言”是为了与世界同归于尽，是一种弱者的以死抗命。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题：“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揭示出悲剧的审美价值以人生的社会价值为基础，悲剧的表现手段是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美好而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给人的感觉是有震慑力的。《雷雨》中两个家庭毁于一旦的悲惨戏剧，几十年来能够长久打动人们的心，正是美好而有价值的东西遭到了毁灭后，人们对人生在社会中存在状态与存在价值的思考。其中周朴园、蘩漪等形象的创造，不仅反映的是一个专制家庭的悲剧，更引起人们对“残酷的道德”规范下人们生存与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备受压迫的女性生存悲剧的思考。
       陈晓云，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