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近年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渭河平原上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白鹿原上风云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绵、冤冤相报、代代相传。展示了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
什么是文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在汉语语境中，文化一词有时极宽泛，有时又极狭隘，是宽泛还是狭隘，取决于使用者的个人理解。事实上，在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富弹性和社会意义的概念，其具体语义往往根据语境才能判断。这里所说的文化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指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知识、信仰、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特定的生活方式等。文化包罗万象，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既有深层的，又有浅层的。
一、《白鹿原》在文化表现上是深刻的
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每当白鹿原经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故或一次大自然的劫难时，白鹿人祭祖的祠堂大门就要庄严神圣的打开一次。当这样强制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仪式结束后，白鹿族人仿佛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获得了精神的安宁。这种由原始氏族、遗风演变而来的封建宗法制的精神生活，仿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维持着封建农业文明肌体的生存，并使其获得了强大的历史存在合理性，保持着虽不旺盛但却持久的生命力。所以，历史上的白鹿原终会以长久的有序取代短暂的无序，以封闭的宗法统治抗御着一切异己力量的冲击。
在白鹿原上演的这部民族秘史中，白嘉轩自觉地以封建族长的身份，实践着以儒学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宗法制生活，维护着农业文明的文化秩序。
封建族长白嘉轩具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源于他重视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
尚书》中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主张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他修身齐家治族的标准。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作为有着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封建族长，他有着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在全部族人都面临着皇帝没有了如何生活的困惑时，他请来朱先生的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救世良主“乡约”。在白嘉轩的治理下，“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由此可见，正是一个个白嘉轩式的家族皇帝支撑着两千多年封建农业文明的大厦，加固着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宗法统治的根基。
白嘉轩这一形象说明了儒学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盲从的固守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文化秩序，并在无数次的自然劫难与社会动荡中发挥着脊梁的作用。
二、《白鹿原》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
《白鹿原》所反映的文化既有庙堂文化，又有村社文化；既有上层文化，又有底层文化；既有正统文化，又有反叛文化；既有主流文化，又有末流文化；既有精英文化，又有大众文化；既有雅文化，又有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既有政治文化，又有风俗文化；既有儒家文化，又有道家文化……还有性文化、饮食文化、“史”文化、“诗”文化、神秘文化、土匪侠士文化等。中国文化就是由这多种文化汇合、纠结、斗争、渗透、融合而组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具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它是矛盾的，又是和谐的。《白鹿原》就从深层的蕴藉上揭示了这种文化意识结构。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犹如一个优秀文化组合而成的万花筒，令人心醉神迷，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回避历史真实，并不回避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朱先生的局限，即知识分子的力量的微薄、对城市生活尤其是商业活动的偏见等。这些局限其实也正是传统文化的或缺——重思想轻实践，重精神轻物质，重义轻利。
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则可以说是白鹿原的实际领袖。他是一代族长，在白鹿原宗族范围内，朱先生确定原则，他则具体组织实施。
白嘉轩的人格、修养、品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正面特性的集中体现，与中国20世纪激烈的冲突相比，他的中庸特点尤其突出。他反对任何过激的行为，对于国共之争，他不偏不倚。他不赞成黑娃等人的革命，也不赞成田福贤等人的反革命。黑娃等人毁祠堂、铡人的时候，他痛心疾首，但当田福贤等人“反攻倒算”进行血腥报复时，他又出面为闹农协的求情。在压迫和屈辱面前，他退让，以使命为重，绝不进行暴力反抗，他具有极大的忍性，体现了忍辱负重的精神。他对黑娃有恩，但黑娃后来恩将仇报，不仅游斗了他，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腰，使他终身残废，但他后来还是接受黑娃的“悔过自新”，并且竭尽全力营救黑娃。在白嘉轩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中庸精神的和平、静穆的积极力量。在这些意义上，白嘉轩是超越时代超越阶段的，他真正反映出了民族的精神。
与白嘉轩争斗了几十年的鹿子霖成为儒学文化中生成的异己力量的象征。他聪明能干、持家有道、外交有方。由于祖宗的遗训，便更加注重于在社会上的立身扬名，加之白嘉轩在他面前强大的族长地位的刺激，他显得“官瘾比烟瘾还大”。在他身上没有传统文化对正统人格的塑造的影子，更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极端利己主义的原则。他要拼命地积攒财富，他要尽情地满足自己的肉欲，他最看不中的就是白嘉轩遵奉的人生信条。那些象征着儒学文化的乡规民约，在他心中无足轻重。这种传统秩序中生成的异己力量，无疑加速了农业文明历史的解体。但是这种文化力量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它无力承担建设现代新秩序的使命。
《白鹿原》不仅深刻而丰富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上层文化，庙堂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揭示其底蕴，而且还丰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民间文化，比如民间宗教、民间风俗人情、民间戏剧等，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秘文化。小说中写“白鹿精灵”三次显灵（显示风水宝地，为白灵的死向白家报梦，朱先生死时的一闪），写黑娃的第六感觉（救习旅长时），写田小娥死后灵魂附体，引来瘟疫、化为飞蛾等，这些都是令人难解的现象。应该说，神秘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与迷信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对宇宙与心灵探究中不断生发的内在的心理问题。《白鹿原》写出了这种现象与心理，不仅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而且还使小说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引人入胜，达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白鹿原》最深刻最独特的，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最大不同处就是它从正面反映和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把它放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参考书目：
[1]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
[3]张立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李振纲：文化忧思录[M].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陈敏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