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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该剧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打破了才子佳人的俗套，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大胆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婚姻观，无疑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意义。然而，高二下册教材古代戏曲单元《长亭送别》（节选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一文，在分析崔莺莺对待张生参加科举的态度上，历来的教参和其它参考资料几乎都这样认为：崔莺莺重视爱情，轻视科举，鄙弃功名利禄，这种对读书科举追求功名利禄的世俗观念的否定，突出地刻画了崔莺莺叛逆的性格，闪耀着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光辉。
       笔者在执教这一课时，认真分析了作品的实际内容和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认为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看法很值得商榷。
       在对待“科举”这件事上，老夫人、张生、莺莺的态度各不相同。老夫人恪守“三辈不招白衣女婿”的教条，念念不忘、耿耿于怀的是“恐辱没了俺家谱”，因此，刻薄地向张生发出了最后通牒：“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要求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否则就不承认这个女婿，毫无回旋商量的余地。而张生原本就是一个“莹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正“欲往上朝取应”的举子，是由于邂逅莺莺才滞留在普救寺的，如今爱情已经获得，上京赶考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尽管是被老夫人所逼迫，且在内心里因眷恋莺莺而老大不愿意，但是经过一番犹豫、考虑，权衡轻重，他在理智上还是首肯了，爱情和科举在他眼里已经并不矛盾抵触，而是得到了统一，所以他才会有“凭着胸中之才，觑得官如拾芥耳”的自信和“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的决心，可见在求取功名这一点上，他和老夫人的态度是同中有异。只有莺莺反对张生参加科举，她是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她根本不在乎张生得不得官，只想与之长相厮守。文中有这样的曲文，“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此一行得不得官，即便回来”。这确实说明了在功名和爱情之间，莺莺更看重爱情，但若据此就肯定莺莺轻视科举、鄙弃功名富贵恐怕未必恰当，因为“并头莲”、“鸳鸯”、“即便回来”这些话更多的是表达了莺莺对张生难分难舍的依恋，而且就在“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之前，莺莺刚刚亲口说过：“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由此我们不难推断，莺莺并非真的轻视科举、鄙弃功名富贵，而只是在内心强烈反对自己心爱的人儿张生为追求这些而撇下自己罢了。
       长亭饯别之时，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虽然内心痛苦，但还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是感叹、悲伤，流露出哀怨、抱怨的情绪。当老夫人与长老走后，面对着自己的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莺莺先是口占一绝为张生送行，“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 怜取眼前人”；然后是对张生旅途上“节饮食”、“保揣身体”、“眠早”、“起迟”的殷殷叮咛。张生这一次未及结婚便远行，使她放心不下的应当不仅仅是在旅途上的起居饮食，比这更要担心的肯定还有很多，于是最后，在与张生不忍分别却不得不别之时，她终于说出了憋闷在心底的最真实的话：“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这话看似来得突兀，实则合情合理：如果说临别赠诗是曲折吐露、含蓄试探的话，那么，临别叮嘱则是和盘托出、提醒警戒，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崔莺莺的担忧和顾虑。
       我们通过阅读知道，崔张二人的爱情是相互倾慕的产物，没有掺杂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相吸。但既然二人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爱情，莺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无论张生得中与否，崔张二人的爱情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果落第，一，老夫人不会承认这个白衣女婿；二，张生曾扬言“金榜无名誓不归”，万一不中自觉无脸回来见莺莺。想想当时残酷的科考制度，那可是万里挑一甚至十万里挑一啊，张生就那么优秀？更何况张生自滞留在普救寺以来，一直沉迷于爱情，哪有心思读书？学业荒废了不少，考中的希望渺茫啊。若从这个角度看，莺莺是担心张生考不中，害怕他们二人所向往追求的美好婚姻会因此而成为泡影。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张生高中的话，他们的爱情之舟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这同样是让莺莺深深忧虑的，因为这恰好又可能会造成张生抛弃她的条件，也许张生会成为高门大户的择婿对象，攀龙附凤；也许张生喜新厌旧，另寻新欢。即使不被抛弃，张生也可能再娶一个或几个妻妾，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阶层中几乎是普遍现象，而这样的结局对于把忠贞专一的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的莺莺来说，同样是悲剧。莺莺的种种忧虑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是有现实依据的，比如我们老百姓现在还挂在嘴边的忘恩负义的典型陈世美，比如《女驸马》中反映的招婿现象，再比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据说当年他在长安被封为中郎将，由于自己觉得身份不凡，也曾经产生过休掉妻子卓文君的念头，甚至最初元稹《莺莺传》中张生的作为也就是始乱终弃。虽然这些有的是虚构，但决不难窥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早在第四本第一折“月下佳期”之后，莺莺就有“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的担心。所以，如果张生不是一位忠厚志诚的君子的话，莺莺弃妇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此时，我们便不难体会出莺莺长亭送别时无奈、痛苦、担忧的心情：“虽然久后成佳配，奈时间怎不悲啼！”“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从这个角度看，莺莺是担心张生考中，害怕他在拥有功名富贵之后背叛爱情，冷落甚至抛弃自己。综合以上对莺莺的担忧和顾虑的分析，我们还能轻易断定崔莺莺对待科举的态度是轻视功名、鄙弃富贵吗？
       从另一个角度说，功名富贵与爱情并不冲突，而且，也不能全盘否定对功名的追求。古代的读书人大多通过科举取仕，从而完成建功立业的抱负。《左传》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就是求取功名，建功立业，和我们现在追求理想、事业一样，是值得肯定的东西。一般人也都希望既能事业成功过上稳定富足的生活，又能获得美满幸福的爱情，可为什么崔莺莺宁愿舍弃前者而只选择爱情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有太多始乱终弃、喜新厌旧的例子，才让她有这么多的矛盾、顾虑和担忧。所以，在《长亭送别》时，莺莺之所以把科举功名贬斥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不是因为她轻视科举，鄙弃功名利禄，而是因为她被“拆鸳鸯在两下里”，是出于对忠贞不二的爱情的追求维护，和对不能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深切担忧与悲哀。
       在这个意义上，再把崔莺莺对待张生参加科举的态度说成是表现了她的叛逆精神，显然也是不准确的。在整出《西厢记》中，莺莺最突出的叛逆精神体现在她能够勇敢地、有主见地选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冲破世俗观念，与张生大胆地私订终身，私相结合，这不仅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封建环境里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即便是在现在也需要有相当的勇气。
       其实，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不仅是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在现实社会仍会重复；作品不仅能在那个时代引起共鸣，在现实社会仍有典型意义，仍能找到共鸣点。这也是经典作品具有恒久魅力的原因所在。
       而对经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更不应该简单化、概念化，一味地抽象和拔高，而应该结合作品实际背景和实际内容，从人性的本质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才真实、可信。从而，这样的阅读也才是个性化的阅读。
       王世海，教师，现居河北魏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