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进入庭审了，媒体上说“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开审”。
买官卖官不是新的行为。汉代的“西园卖官”，唐朝的“斜封官”，史有明载。某些时代“卖官鬻爵”甚至作为一种国策，以补府库之不足。然而，无论作为国策的卖官，还是作为不法行为的卖官，都为后世所诟病。
马德卖官，当然是他个人的腐败行为，他的卖官所得也填充自己的腰包。马德卖官，搞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前的报道说，绥化市半数以上处级干部被牵涉，市委大院变成了“乌纱帽批发部”。现在的报道说，卖官跨越十年，共收１７人“买官费”６００余万。这样一来，“情节”可以说大大减轻了，还算不算“新中国最大”似乎都不无疑问，至少从人数上看，已经查实的卖官给１００多人的就很有几个。
当然，马德案是不是“最大的卖官案”，并不紧要。就算这是最大的，也只是“现已查明的最大的”，尚未查明甚至永远不会查明的卖官者，很难说破不了马德的纪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一个人卖的官最多，被卖掉的官职最大的到了哪一级，卖官后谁的腰包最充实，哪一个人卖官的平均收益水平最高……而在于卖官何以成了这个时代并不奇特的景象。
如果一个社会关于买官卖官的一切关注，都停留于看稀奇、看热闹、看花边新闻的水平，虽然有助于人们发几句“世风日下”的感叹，也可以掀起一阵“人人喊杀”的暂时怒火，然而离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有十万八千里。随着马德案开审，人们又开始关注起这“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然而，这样的兴趣又能够持续几日？这个案件从２００３年披露，到现在开始审理，中间这一段时间，有多少人给案件以持续的注目？根据现在的“过时标准”，一个案子可以在它没有起诉时就已经过时，围绕它的思考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
现在，马德案再度变得“合时”，这个时间又会有多长呢？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一起事件可以导致“余波袅袅”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即时性”与“及身性”的时代，一切止于眼下，止于身体的当下感受，生活已经被撕裂成一个又一个不连续的片断，这一个片断完了，下一个新的片断开始了，“连续关注”、“深入思考”，都是多余的。因此，哪怕“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也不足以让社会对解决卖官问题发出一次不停歇的追问。有多少个卖官案的主角曾经如同马德一样引起一时热议，而现在又有几个人还记得他们的哪怕一件事情，马德只是又一个而已。
为什么马德可以卖官，因为“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山西早有一个“卖官家”感慨“当书记与当县长大不同”。所以大家有了共识，“要完善对一把手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一个很轻松的结论，但得出也不是一日两日。自有了这个结论以来，“一把手”的制约问题是没有想过办法吗，又是否收到了实效？有的人说“杀少了”，大概以为“排头砍去”，天下就可以大治，但世界上是否有过“杀”出一个好社会的先例？如果“一把手”是可以受到约束的，还是天然就具有不可约束的特性？如果“一把手”可以约束，为何那些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一把手”都起作用？如果“一把手”本身就不可约束，为什么我们的公共生活又非要指定“一把手”，然后来作“监督制约”的无用功，发“一把手难监督”的空感叹？
耐心地、不舍地追问，比炫目于光怪陆离的现象，可以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卖官的实质，是出售公职个人得益，还是权力不经民意而私授？思考这个问题，比谴责马德的个人品质要有价值得多。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应该使人反复追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导致这一事件出现的原因在哪里，这些原因已经解决了吗。不停追问，就是不停敲打，就是不断要求，就是表明我们的坚持与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