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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的刘九洲老师，很多学生都会肃然敬畏。因为，不喜欢张扬的刘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是有些苛刻；但是，相处长了，你就会发现，刘老师“赏罚分明”：学生治学态度不严谨，他不会姑息，有的学生被他训哭了好几次，但只要学生做出了成绩，他就很高兴，给予表扬和鼓励。而且，撇开做学问，刘老师是一个很随和的长者，脸上常常挂着慈祥的笑容。
       付：您是新闻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湖北省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据我们所知，湖北中语界对您也很熟悉。请问这是为什么？
       刘：其实，这与我的两段学术经历有关。1994年以前，华师新闻系还没有成立，我在华师中文系教写作，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系副主任。从那时起就开始主持湖北省高考语文阅卷的业务工作，至今已有15年了。期间，我对中学语文教育有所了解，也在中语界交了很多朋友。新闻系成立之后，我转任新闻系主任，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新闻界及新闻学术界的交往多了起来，自然在这个圈子里结识了不少朋友。
       付：您参与高考语文评卷工作达15年之久，可以说经验十分丰富，那您能就湖北省的中学语文教育谈谈您的看法或建议吗？
       刘：据我所知，湖北省中学语文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全国中语界排位靠前。我省每年高考优秀作文，常常被其他省市中学作为范文推介。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局性的，比如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高分低能，畸形发展。这些全局性问题涉及到高考制度乃至教育制度，不是我省中语界通过改革就能解决的。不过，有些问题属于局部性问题，是可以在我省中语界的努力下解决的。比如，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觉得我省中语界的老师们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老师不是引导学生“我手写我心”，而是设计一些“模式”，帮学生准备一些古今中外的材料，教学生如何去拼“模块”、堆“积木”。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要贴近自己去写》，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好的文章，都是生活经历的体现，都是生命意识的表达。希望我们中语界的老师多引导学生写身边事、抒动人情、论平常理。
       付：您的这两段学术经历前后相继。在我们看来，您是从汉语言文学研究转向新闻传播学研究。您是怎样完成这一转向的？
       刘：虽然汉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是两个并列的一级学科，但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相通之处。比如，“作为话语的新闻”，不就和语言符号的运用有关联？如果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传播，那么传播学乃至现象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也就成了连接两个一级学科的桥梁。当然，若从治学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研究语言文学，还是研究新闻传播，基本的学术精神是一样的。我曾给研究生讲过，“厚积薄发、求实创新”是做学问者必须牢记于心的事情。
       付：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厚积薄发、求实创新”作一些说明？
       刘：先说“厚积薄发”。“厚积”指积累厚实；“薄发”指见解精到。我在中文系时主攻的是古代文论，曾花6年时间写过一本专著《艺术意境概论》。为了撰写这本专著，我大量收集整理古代文论（包括书论、画论、艺论）中阐发意境的资料。连续3个暑假都泡在资料室和图书馆，查阅了数百种图书，做了近70万字的卡片。为了准确理解“意境”概念的含义，我还阅读了佛教经典。现在看来，功夫没有白费，至今还有学者称这本书是研究“意境”学的几本重要著作之一。再说“求实创新”。“求实”指实事求是；“创新”指有新见解新认识。这既关涉治学态度，也关涉科学精神。我转向研究新闻传播之后，发现国内新闻学没有系统，缺少一门成熟的科学所必须具有的基本范式。于是把注意力放在新闻学范畴体系的研究上。前后也花了3年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最后撰写了《新闻学范畴引论》一书。或许是研究路径较新，并且有一些新的思考，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学术界反映不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还把此书定为博士生阅读著作。据查证，他们的新闻学专业在世界范围内选定了10本书供博士生阅读，国外3本，国内7本，《新闻学范畴引论》有幸忝列其间。
       付：听了您的这席话，我们对“厚积薄发、求实创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实，“做学问”，就是要严肃认真，肯吃苦，肯钻研，勤于思考，有独到见解。
       刘：说得很对。我在最新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的“后记”中对“做学问”做过如下解释：“‘做学问’者，既指行为和作风，又指认识和思想。就是在学习中应当有反思，在问难中应当有主见，在知识的整合中应当有新意。”
       付：许多做学问的人面对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浮躁、功利的思想，而您对于做学问始终保持着一份探索精神和科研热情，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刘：有人曾经感叹：现在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因为当今社会诱惑太多，功名利禄常常搅得人心海起波涛。的确，要拒绝种种诱惑静下心来做学问实在太难。但我对自己的人生早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求闻达，但求无愧。我自认为自己的逻辑思维强于形象思维，归纳问题、深入阐述问题是我的长处，而这正是做学问的有利条件。为此，我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努力锻炼心境，力求做到“澄怀味像”。佛家说：“不是幡动，是心动。”心不动，幡再怎么迎风飘扬，也可视而不见。当然，至今我也没有超凡脱俗到那种佛境，只是说“虽不能”，但“心向往之”而已。
       付：您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是“网络与传统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的比较”。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
       刘：这一课题正处于结项阶段。我带领研究生做得比较辛苦。因为我的心气较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从理论上回答网络传播对新闻宣传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传统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不会出大问题，因为信息的入口或出口都容易把住。但网络则不然，它的自主性、隐匿性与交互性太强，这给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如何就网络技术与网络传播的特点，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改革、稳定、发展”大局的问题。因此，假若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党和国家管理部门解决相关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目的也就达到了。
       付：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西方的新闻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大量的被介绍到国内来。这些理论大大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眼界，对我国新闻业和新闻教育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从理论建构的主体性而言，西方的新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有他们自己的生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哲学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他们的理论主体性。当我们引进这些理论时，并没有认清其主体性之所在。这种盲目性导致在运用过程中借他人之口，言说中国之现实。用学术界的话说，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用党的宣传部门的话说，就是以西方新闻传播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现在需要正本清源，中宣部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中就包括了《新闻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这部书的首席专家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何梓华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教授，参编成员都是全国著名高校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也撰写了其中一章，即第九章新闻工作党性原则。
       付：您在华中师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已有三十一个年头了，您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新闻教育？
       刘：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可用“飞速发展”来形容。据有关资料表明，全国高校包括民办高校开办新闻传播专业（包括广告、编辑出版专业）的有1000多所。每年有数万大学生在攻读这方面的课程。此外，报考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硕士生的人数年年爆增。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有着极大的隐忧：社会的需求正趋于饱和，现在地方院校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找工作已经很难了，几年以后的状况更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基于新闻教育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赶快采取措施，限制那些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增办新闻专业；对已经开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进行评估，凡不合要求的强令其下马。新闻教育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放“卫星”、搞“大跃进”。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提法或做法完全不符合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付：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是您参与创建并看着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您在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您看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需要什么样的思路？
       刘：在本科教学方面，从2000年起我就开始进行“科研式教学”实验。也就是在新闻理论教学中，对教材内容少讲精讲，把大量时间腾出来讲授最新的学科研究动态和理论前沿问题，并且通过让学生撰写开题报告等形式传授研究方法和科研规范，同时组织学生讨论新闻理论热点，并结合实际撰写课程小论文。这种教学方式是基于我校学生的实际水平及我校要办成研究型学校的奋斗目标而设计的。就实验结果来看，成效比较显著：我系每届本科生在学校教务处的科研立项数量最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名列前茅。也许在这方面有所成效，2001年我被学校授予指导本科生科研“园丁奖”。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指导和督促研究生多读书，同时带领他们做课题，使之学以致用。我们学科指导组给研究生开列了必读书目，并强调要写一定数量的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因为常常要检查读书笔记和读书报告，所以研究生不能偷懒。凡是认真读过一定数量的专业书籍的研究生，他们的专业基础和理论修养明显强于他人。另外，我的课题较多，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一进校就开始做课题。他们发表的论文中有不少就是做课题的成果。跟着我的研究生大都觉得累，但累中有乐，累中有收获。2005年在湖北省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奖中，我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就获了奖。据说，在全省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硕士论文评选中，获此殊荣的仅3人。
       付：做事情要想获得成功都离不开端正的态度和恰当的方法，我们知道您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您认为研究生需要什么样的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刘：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给出了答案。这里不妨再啰嗦几句。首先，治学态度要严谨，切忌浮躁，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哪怕是写一篇课程论文，都要努力达到发表水平。我曾在课堂上批评个别研究生从网上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听多了就成了“心魔”，“心魔”不除，要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是很难的。其次要遵守学术规范，要有学者品格，这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同时细节也常常反映做学问者的品格。现在，好多研究生拿给导师看的文章错别字连篇，标点不准确，注释不完整，语句不通顺俯拾即是，真令人不忍卒读。我对自己的研究生有一个基本要求：凡是给我看的文章，作者至少先读三遍，确认没有低级错误再送来，否则就准备挨“训”。再次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和归纳推理能力，要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关于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当然，也离不开悟性。在我看来，有悟性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能够做出成绩的重要原因。
       付：听说您被聘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请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读您的博士？
       刘：除理论视野较开阔、专业基础较扎实外，还应当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哲学思辨能力，并且外语水平也应当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我的研究重点是新闻理论与发展传播理论，我希望自己的博士生在协助我做课题时能独立思考，尊师重道但不唯师命是从，能弥补我在做学问方面的某些不足之处。
       付：您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又有不少社会兼职。经常要外出开会、讲学等等。请问您是如何处理教学、行政工作、科研及自我学习之间的关系的？
       刘：我的确很忙，也深感负担太重。但从我们系的发展及我个人的发展考虑，只得把这四方面都兼顾起来，力求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点。教学是教师的根本，丢了根本，就不能成其为教师，所以多年来，每个学期我都站在教学第一线，并且常教常新，丝毫不敢懈怠。我这样要求自己：让学生每听一次课都有所收获，让学生每逃课一次都有所损失。我这样要求自己，当然也有教师的良心在起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努力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他们对我的教学给予了较高评价。科研是教师不断提高自己、不断丰富和深化教学内容的必由之路。在高校从教三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放弃科研，迄今为止已出版专著或教材共9部。为了写出这些东西，三十年来，我只要在家，晚上都是在深夜12点以后才睡觉。对行政工作，我也做得很敬业。我总认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就应当为学科的发展尽一份力量。我受传统文化和上世纪50年代教育的影响很深，“各人自扫门前雪”对我来说无异于否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学习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我尽可能挤时间读书看报，不断获取新的信息，特别关注本学科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此外，我常常在自学之余，还留有时间去思考，去质疑。对于一位学者来说，什么时候不去思考问题，不去对问题提出质疑，那么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
       付：刘老师，您在繁忙之余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刘：说来惭愧，我缺乏艺术素养，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每学期结束时，全系老师都会在一起聚一聚，假若大家去歌厅唱歌，我则陪坐并陪听。听老师们唱歌，感觉很轻松，无论他们唱得好不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付：当感到压力太大时，您的减压方式是什么？
       刘：我的减压方式很简单，就是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前面说的锻炼“心境”，其实就是调整心态。如果心中有了烦恼，我就笑口常开，有意寻求解脱。虽然我追求学者的独立人格，但也提倡宽容精神，我常说宽容他人就是宽容自己。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很欣赏弥勒佛，外出开会，如果游览名山，遇到弥勒佛，我都会双手合十，默念悬挂在他两边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
       付：弥勒佛被称为笑佛，似乎永远都那么开心。那您认为，在您的生活里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
       刘：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我的著作出版并得到他人的认可；另一件是我的学生做出了成绩并得到别人的赞扬。
       付：是否可以谈一谈您的人生哲学和治学感悟？
       刘：我的人生哲学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的治学感悟是：学以明之，谦以进之，精以成之，为以达之。
       付：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
       刘：我的手头还有几个课题没有完成，我得在规定的时间内结项。结项的成果是专著，因此，我还得出版2至3本专著，并且在学术水平上力求有所提升。对我们系的发展也有规划：我们已有两个硕士点了，博士点也在省里立了项，我们有信心在2—3年内把博士点拿回来。根据学校规划，3年内要成立传播学院，这一规划若能实现，我们系我们学科的发展前景就更加广阔了。
       付金华，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