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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特色
作者:黄佑和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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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的现代文学流派。它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技巧、手法、观念,并与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一、新感觉派小说产生的背景
       19世纪末兴起并发展到今天的实验性现代主义文学,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城市的艺术,尤其是多语种城市的艺术。①1930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②因为当时的国内环境所致,许多文学艺术家都来到了上海,上海成了思想文化的中心。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入侵,不仅给上海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而且给上海的都市人带来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消费观念。上海出现了具有西方现代异域色彩的公共空间(摩天大楼、百货大楼、舞厅、公园、跑马场、咖啡馆、电影院等),还出现了现代的印刷业、出版业、广告业,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这个新的、不断商品化的都市,“一个布满大街、咖啡馆、汽车、妓女、游乐场的世界”成了自波德莱尔以来的法国先锋派的描述对象;而且它也为“现代主义的黎明”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③
       当时上海的开放性特征使许多爱好文学的人们有机会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最新原著或英译本。名目繁多的文学期刊,是人们瞭望西方文学、现代都会生活风格的窗口。这些丰富的书籍资源和文学期刊杂志为中国人对现代主义的接受和吸收提供了条件。西方文学——带着其所有“物质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文本——被上海的文坛边吸收边加以再创造。正如李欧梵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从书刊进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
       在这样一个都市书业兴盛、外国书刊容易获得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会想着自己动手“搞”文学也是很自然的。刚开始,他们总是以几篇习作和译作向资深的《小说月报》投稿,一旦得以出版,他们就被鼓舞着想办自己的杂志了。通过这些杂志来展示他们的文学天赋或显示他们新近获得的外国文学知识。著名的有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新文艺》,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围绕这些杂志,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人物的新感觉派已初具规模。
       二、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特色
       如果说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仅仅是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当然是不全面的。纵观他们的全部创作,我们仍然感到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潜在作用。可以说,新感觉派的作家似乎是把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做了尝试性的融合,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品中。或隐或现,程度不同罢了。
       首先是注重“感觉”的都市生存体验方式。重视感觉,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征。他们信奉感觉主义和伯格森直觉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作家只能靠知觉来认识实在。在新感觉派作家看来,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复杂不可捉摸无法认识,只有凭感觉去体验把握。他们在把握感受对象时,不追求精确,但却比常人的感受更具体、更丰富、更敏捷、更细腻,而且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情绪感知性和独特性。这在穆时英和刘呐鸥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将各种主观感觉,主观印象直接渗透融合到被感知的客体描写中,从而赋予它们生命感,使这些印象组成“感觉流”,获得异常鲜活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穆时英的小说《黑牡丹》,通过“我”的感觉来写陌生舞娘的外形、倦态、舞姿,尤其是她鬓角旁的那朵憔悴的花,进而探索人物的心理情绪。作品通过从外到内,以形写意的方法,一笔写出了“我”和舞娘两个被生活压扁了躺在生活激流里喘息的人的精神面貌。他们还将人物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客体化、对象化,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学从整体上感知世界的方式,获得对现实人生的独特体验和把握,表现都市生活的复杂多样。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认为:“现代主义意味着想象力对都市化世界的反应”。④新感觉派作家就是通过感觉对象化和对象感觉化这样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来揭示现代都市机械物质文明对人的物化和挤压,以及对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焦虑体验——人生的孤独感、漂泊感、失意感。
       其次是将现实心理化和心理现实化,重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和潜意识的开掘。
       所谓“现实心理化”,是指现实生活不再作为一种纯客观现象,而是作为人物的感觉和体验,通过变形处理而出现。因此,现实生活就成了一种掺有特定主观情感在内的心理现象,带有与众不同的新奇特点。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写了五个失意人的狂乱心理和行为,以及舞厅内的形形色色。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客观叙述的现实情景,其实,有许多场景是通过心理过滤而写成的。因为大家都有狂乱绝望的心理,所以现实中舞厅的色彩、音乐、舞步、人群等,都染上了狂乱的色彩,给人似现实非现实,似心理非心理的感觉,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物当时的情绪。所谓“心理现实化”,是指现实中并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但由于时空而割裂了。它从人物特定的心理出发,通过联想,回忆,幻觉,蒙太奇等手法,形成一股意识流。运用快速跳跃的节奏,打破时空的限制,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成一片。这样,就淡化了现实和情节,强化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中,主人公的幻觉白日梦,完全是由于“我”的主观潜意识的萌动促成的。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认为,现代主义似乎去掉了那种“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结局”。而用“不真实的城市”代替了“真实的城市”。⑤“真实的”城市是物质支配一切的环境,“不真实的”城市则是放纵和幻想,奇特地并列在一起的各种奇特自我的活动舞台。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真实的”城市因为渗透着作家强烈的主观性、情绪感知性,变成了“不真实的”城市,成为他们笔下人物活动的舞台和场景,它们同时又能反映和揭示现代都会人的现代情绪。
       再次,情爱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的载体。
       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大都是一些有西洋作风的摩登女性,李欧梵把她们称之为“尤物”,是一种色欲的化身。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力量,向意识和超自我——也就是文化俗成的约束力量——挑战。在刘和穆的作品中,都市文明的诱惑,表现在一种性欲的力量,借着尤物的形象,使得中产阶级的男人无所适从。他们更热衷于都市的世俗生活,非但把都市的物质生活女性化,而且更把女性的身体物质化,与汽车、洋房、烟酒和舞厅联系在一起,像是另一种商标和广告。他们是用女性的身体来歌颂物质文明,拥护现代化,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既兴奋又焦虑、既激昂又感伤的情绪。⑥这些摩登女郎,已经被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锻造成为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化身、表征和符号,性欲望也因此成为追求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产物的欲望的化身、表征和符号。⑦
       这些现代“尤物”在对待情爱的态度上,把男人当作“游戏”和“消遣”的对象,男人在她们手中成了“玩物”。在她们眼中,和服装、汽车、化妆品等商品一样,男人和性爱只是都市社会中的一种消费商品。另外,性爱成为她们换取人生实利的工具,成为她们追求金钱、洋房、汽车等高等消费的媒介。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文本,显现的是现代都市的实利性和消费性的都市文化理性。⑧
       施蛰存的小说主要是运用精神分析和心理透视的方法,突出性冲动为主要内容的潜意识在生活各个领域中的表现。《将军的头》写的是种族与爱的冲突,《鸠摩罗什》写的是道和爱的冲突,《石秀》写的是英雄和爱的冲突。小说集《梅雨之夕》中,大多是写城市中的中青年男子,用种种方式去寻求性欲的快感。这些小说,尽管有的是历史题材,有的是现代都市题材,但它们是为了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
       总之,新感觉派小说把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很好地融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它们拓宽了现代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式,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④⑤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等《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15页、79页。
       ②③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44页。
       ⑥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⑦⑧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64页。
       黄佑和,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