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的断限与分期，史学界、文学界以及词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在史学界，戴逸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用“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论点，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以下三个时期：1840-1873年，1873-1901年，1901-1919年。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使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则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
在文学界，建国以前，自1923年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后，近代文学的起迄年代问题自然也就被提出来了。对于它的上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主张近代文学起始于晚清。其中又有起始于戊戌变法与鸦片战争的区分。最早把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并主张以戊戌维新运动为其起点的是陈子展。朱自清、钱基博、吴文祺、余慕陶等人也都持戊戌发端说。把近代文学上限确定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是卢前、贺凯、伍启元等。第二种，主张近代文学起始于晚明。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鸟瞰”一章的开头即提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的主张。但到1958年郑振铎放弃了这种说法。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下限即终止年代，当时的文学史家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着眼点，即大都是追溯五四文学革命的源头。因此，他们更为重视的是二者相互联系衔接的一面，把晚清文学改革与五四文学革命视为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只有郑振铎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明确提出近代文学“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建国以后三十年之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成为近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分期的指导理论。由此，近百年的中国文学被划分为两个时期，近、现代文学的概念正式分离，“近代文学”专指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旧民主主义文学，“现代文学”或“新文学”专指五四时期至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起始于鸦片战争终止于五四运动，便成了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断限。不过，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1958年郑振铎提出1840—1949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文学应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称“近代期”。林庚对这一主张表示赞同。但不久郑振铎遇难，这一主张没有得到进一步申说，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此期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对近代部分的内部分期，大体有两分、三分和四分等三种分法。两段分法以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为代表。它把近代文学史分成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前后的文学和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两个时期。三段分法以北大本《
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它把近代文学史具体划分为三段：1840—1894年为资产阶级文学的启蒙时期，1894—1905年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时期，1905—1919年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时期。这其中，郭延礼的三段分法是，第一期1840—1873年称为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学（后来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下同），第二期1873—1905年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第三期1905—1919年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四段分法以复旦大学本《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为代表。它的分期法与北大本文学史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将第三期又以辛亥革命为界再分成两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近百年文学史的分期，出现了以下几种意见：其一、主张维持目前通行的近、现、当代的格局，以王瑶为代表。其二、主张近、现代合为一代，以任访秋、陈学超、马良春、钟贤培、梁淑安、牛仰山、蔡景康等为代表。其三、主张近、现、当代合一，将近百年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以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为代表。本时期的文学史分期讨论和研究比以往更为广泛和深入，但还没有出现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断代分期方法能够替代过去通行的那种断代格局。这种情况短期内恐怕也不会出现。
在词学界，较早对近代词史的断限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是施蛰存。他在《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一文中指出：“‘近代文学’是文学上的近代，‘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如果从文学发展的情况看……近代文学的下限应该是1917年……而不是1919年……至于上限的情况，恐怕《大系》的各集都不能一致……从旧诗词的近代精神来定选录标准，则诗应当从‘同光体’开始，词应当从文廷式开始。”此外，严迪昌在《近代词钞·例言》中也指出：“本编冠名‘近代’，断限既以时世人心趋变为准，兼依词史衍变走向为参照，故不尽据社会政治事件之猝发，而兼及上述两方面之先兆演变期。”又云：“入编词人行年上限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之后，下限取生于光绪十年（1884）。除个别有关词林风气或著作甚早者外，一般卒于一九三五年后或更晚者不录，以俟《民国词钞》之续。”又，谢桃坊《中国词学史》从词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近代词学”的上下限是1797年和1919年。
施、严、谢三家所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般认为的八十年近代文学区间。本文认可严先生上述论断中提出的文学史断限标准：一方面，将时世人心的趋向和变化与文学史自身的衍变和走向均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将社会、政治形势与文学史进程发生骤变之前的先期征兆和逐渐演变期也考虑在内。由此衡量，就整个的中国词史而言，嘉、道之际的确应该被确定为近世词史的起点，因为通常被认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常州词派无论在词学理论上，还是在词学实践方面，都已在此间渐趋成熟。同时，学界公认的近代文学开山之祖龚自珍、林则徐等也都已在此间登上词坛，并取得了可观的创作实绩。
严先生在《近现代词纪事会评·例言》中说：“‘近现代’所以联缀，一是词体历经千年的创作实践后，在这百年左右已无大启变；创作现象的承续轨迹基本上处于同一周期，没出现大起落。二是历史运动固呈联绵形态，作为其主体的人，行年与活动也每跨前后阶段。而近代后期一批著名词人大都继续领袖着现代词界二三十年，某些影响甚至迄今未歇。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潮涌起，词与其它传统载体均让出了主干道。依然按谱填词的群体，大抵局守于原先酬应之一隅，较多体现为承沿近代词界的余波。总体审视，现代词难以自创格局，断代为期，故联缀似较易整体观照。”此言于我心亦有戚戚焉。民国二十年（1931），长期占据词坛主流而又心仪清王朝的诸词人寂灭殆尽，显明的标志是人称清词殿军的标志性人物朱祖谋于本年冬辞世。然而，古典词史、古典词学的发展还是以它固有的惯性继续向前推进了将近二十年，才最终缓缓地停下脚步，真正趋于完成它的现代化进程，即向现代词学的转换。
谢永芳，男，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词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