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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善于运用夸张与讽刺，对生活进行高度概括，展现社会的真实本质。《套中人》是契诃夫晚期的作品，这时期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的小说特有的幽默讽刺，越来越深刻地指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揭露了。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展开，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在形成，反动的沙皇政府面临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极力加强反动统治，在全国造成了沉重的压抑的气氛。沙皇政府的忠实拥护者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仇视一切新生事物，这种现象不但官场中存在，而且也存在于知识界，契诃夫就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以敏锐的目光进行解剖，创作出《套中人》这一充满辛辣嘲讽意味的名篇。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因循守旧、顽固保守、思想僵化、害怕并敌视一切变革的典型形象。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典型来写的。他是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是俄国当时那种黑暗、沉闷、压抑、窒息的社会气氛下的特定产物。契诃夫通过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犀利地解剖和无情地嘲笑了反动保守势力，尖锐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现实。
       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嘲讽“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这是作品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夸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夸张人物形象，二是夸张人物的作用。为了塑造别里科夫这个典型形象，契诃夫围绕人物的性格，从各个侧面描绘了别里科夫竭力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特点：古怪的打扮是他肉体上的套子，古希腊语言是他思想的套子，数不清的忌讳和禁律是他精神的套子。别里科夫像缩在壳里的蜗牛一样，他企图尽一切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以避免各种外来灾祸，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因此，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里外出，也总是穿上雨鞋、棉大衣，带上雨伞。用墨镜挡起眼睛，用棉花堵住耳朵，坐上马车后还要支起车蓬，就连他的许多物品也要用套子装起来。这便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怪模怪样的肖像画。作者说他“真怪”，怪就怪在这个人物不合生活情理；怪就怪在这个一心想使自己“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的人物，却无时无刻不在“人世”与“外界”中出乖露丑；怪就怪在这样一个与生活背谬而难于自处的人，却在那里号令生活不要向前发展，想把活生生的现实装进套子里去。
       别里科夫一刻也离不开套子，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其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他看来，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凡合于这个套子的，“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正是由于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压得中学教师“透不出气”，“只好让步”。他不但“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他还辖制着全城，全城的人都怕他。为了不“闹出什么乱子”，有时他的不安甚至超过“当局”，唯恐打破旧的生活秩序。可见他是知识分子中支撑沙皇制度的一根支柱，虽然是脆弱无力的，但其作用是共同的。他与沙皇当局思想上沟通渠连，手段上一样卑鄙低下，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种种专制压迫的结果。
       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这是《套中人》讽刺艺术的又一大特点。别里科夫想用精神枷锁的“套子”去慑服众人，然而他的“套子”毕竟套不住社会前进的脚步。华连卡姐弟的到来，搅动了全城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作者将别里科夫置于周围人物的关系中，插入了一段他“决定结婚”的情节，这段戏剧性的情节，不仅妙趣横生，而且深刻地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一张漫画弄得他惊恐不安，急忙表白自己是个与恋爱婚姻毫无关系的“正人君子”。看到华连卡和她弟弟一起骑自行车，他竟“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认为这不成“体统”。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最后随着婚事闹剧的结束，别里科夫变成了一具僵尸。从华连卡、柯瓦连科身上，可以感受到青春的气息，看到生活的朝气和希望，看到新生力量在成长，他们的出现预示了别里科夫的必然结局。同时这个戏剧化的情节，一面戳穿了一向标榜为“正人君子”的别里科夫，其实是个伪君子；一面又说明这个性格孤僻、心胸狭窄、极端自私的人，已经迂腐老朽到连结婚都害怕的程度了。正如斯大林所说：“别里科夫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在他的身上，早已丧尽了一个活人的起码的天性，结果只能是毁灭和死亡。作者这样安排，的确是一种无情的揭露和绝妙的讽刺。
       这段“爱情”故事的始末告诉人们：保守与进取，没落与新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生活观点，它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发展方向，它们是不能依照人们愿望“撮合的”。与华连卡相好和“决定结婚”，原本是件好事，却被别里科夫自己酿成一场灾祸，最终在一场“乱子”后自我丧生。通过鲜明的对比，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的情节却昭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别里科夫所代表的一切，不管外表如何强大和令人望而生畏，但在发展变化的现实面前必将愈益显现它的丑恶和鄙陋，无法摆脱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是虚弱的，与新生事物是无法抗衡的。
       契诃夫基于现实生活，通过高度艺术概括，塑造出一个可恶可憎而又可悲可怜的“套中人”形象。运用讽刺手法，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性、腐朽性，以及“套中人”的虚伪性、欺骗性。不仅针砭了时弊，而且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这正是契诃夫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所在。
       陈玉焕，河南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