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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卡列宁娜》是托尔斯泰探索贵族出路，探索俄国往何处去的杰作。这部作品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问题。”[1]在资本主义势力冲突下，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日趋崩溃，改革农奴制已成为俄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了个性觉醒，引起了思想道德方面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而也自然地提出了婚姻自由的问题。“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1]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托尔斯泰真实、艺术地塑造了安娜·卡列宁娜这个让后人永难忘怀的熠熠生辉的俄罗斯妇女形象。她不仅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而且表里和谐，还以其精神的美而具有魅力。她真挚、单纯、自然、善良，同时又有旺盛的生命力、炽热的感情和一个复杂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别的联系了。”[2]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正经历一场改革，“近来世风日下”，[1]正是暴风雨的前奏。安娜不同于一般少女，既已出嫁又有了孩子，但新时代的气息却使古井的死水也卷起了波澜。同弗伦斯基邂逅后，她突然苏醒了。她发出了强烈的心声，“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但是时候到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安娜不愿在贵族阶层的污泥浊水中随波逐流，过贵夫人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当时的上流社会赞许情人、通奸者，却不允许任何真诚的感情存在和流露。她虽置身于上流社会，但她和那些堕落到娼妓地位的贵夫人不同，她一旦对弗伦斯基产生了爱情，就公然将之公布于众，从而使得上流社会为之震惊和恼怒。以卡列宁这个伪善丑恶的灵魂为首的官僚集团及腐朽的俄国社会，用冰冷残酷的道德和法律摧残着她，在绝望中安娜只能以死来向社会抗争，惨死于火车轮下。最后她控诉道：“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1]正如恩格斯所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安娜的悲剧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不容否定的。然而，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和托尔斯泰式的“善”的思想也让他不由自主地在创作着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一
       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在揭露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由于对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动力都茫然不知，他意识到俄国农奴制度的彻底崩溃离不开妇女的解放运动，但对于其未来前景却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不同程度地转向宗教，从中寻求安慰和解脱。托尔斯泰说到自己：“我之所以走向宗教，是因为除了宗教之外，大概别无出路，只有死亡。”[3]“我恢复了对一种意志的信仰，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抱有希望；使我恢复了我生活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的，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相一致；我恢复到我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对道德的完善，对表现了生活意义的传说的信仰。……”[3]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卷首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活跃的生命是不会犯错误的，它富于怜悯和十分伟大。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依赖它才能在人身上牢固地确立并引他走向幸福，谁反对这种力量，谁不服从自己的心灵，不管这有多么痛苦和困难，谁就会受到惩罚。“报应”必然落到他的头上，他一定会毁灭。
       托尔斯泰出身于地主贵族家庭，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然而在他的家中主仆关系融洽，相亲相爱，他是在富有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他自幼父母双亡，是由笃信宗教的塔基雅姑姑养大，她用她那博大的爱深深地感化着托尔斯泰幼稚的灵魂，并且俄罗斯民族向来就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熏陶下，托尔斯泰形成了宗教博爱的精神，这对他以后宗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娜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为安娜制造了这样的一辆囚车。安娜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儿子，成为一个“堕落的女人”。无论是新的爱情，还是离婚，都无法抹掉她身上不干净的印记。列文在安娜那儿做客以后，考虑了很久，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他现在知道——托尔斯泰写道——不需要这样做。”对安娜来说，最好的出路只有一条：接受前夫的宽恕，克制对他的厌恶并回到原来虚伪、黑暗的合法的耻辱中去。安娜没有那样做，结果她必然毁灭。正如弗伦斯基的母亲所说：“是的，她死了，这样的女人也该是这样死的。她选择死的方法也很卑鄙、下流。”[1]托尔斯泰在这部巨作中还描写了一位纯洁的圣母女性形象——基蒂，这位贵族小姐美丽、善良、有教养，是弗伦斯基遇到安娜前追求的女伴，安娜出现后，弗伦斯基不辞而别，随安娜而去，基蒂陷于被抛弃的痛苦之中，觉得自己很丢人，也因此一病不起，几乎为此丢了性命。后来她结识了瓦莲卡，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为过去而苦闷，而是坚信一个人只要能忘记过去，热爱别人，就能心安理得，就能幸福和完美。并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与列文终成眷属，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基蒂的形象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列文的哥哥尼古拉生命垂危之际，基蒂坚持要和列文一起去看望他。并亲自为病人打扫房间，安排一切，与尼古拉交谈来增加他求生的欲望，并说服病人领受圣餐和行涂油礼，使病人得到安慰。基蒂遵守宗教道德而得到了幸福，安娜一味追求自由的爱情，不顾宗教道德必然要受到惩罚，其下场一定是悲剧性的。
       二
       托尔斯泰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思想，发展了自己的一套“善”的理论，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人类生活的改变不在外部形式的改变，而只能基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不断地跟罪恶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战的一生。“宽恕和博爱”，托尔斯泰的“人类之爱”宗教成分较少而更富伦理色彩，是人心中固有的，只不过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罢了。生命的目的就是爱和自我牺牲。作品中的瓦莲卡就是自我牺牲的典范。她从不考虑自己，到处给予帮助，照顾病人，永远从容不迫，安详又愉快……但瓦莲卡的心灵是没有光彩的，灰色的和没有生气的……“她像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零，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她缺乏洋溢在基蒂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1]瓦莲卡符合托尔斯泰的“善”的标准，因此她很幸福。然而，安娜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作者借基蒂的口描述了安娜的美丽：“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头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1]虽然美丽，但她所追求的爱却给别人带来了痛苦。她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善”的标准而必然灭亡。基于这样的思想，处于这样混乱的时代，作者给书中人物安娜安排的自杀结局，给列文安排的探索社会改良方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世界观中由剧变的、危机性的时代而产生的悲观主义情绪所导致的。
       在托尔斯泰眼中，从伦理道德来看，安娜和弗伦斯基的狂热的爱情是不理性的，因此他安排安娜在享受爱情甜蜜的同时又被深深的负疚感困扰着。作者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因此让安娜带着犯罪的痛苦而走向悲剧性的结束。安娜追求爱情，本来是可以单纯甚至快活地生活的，但她始终感到“精神上的裸体，几乎无地自容。”后来时常因为“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深感屈辱。她自责自问：“我在爱情上越来越热烈自私，他却越来越冷淡，我真不该那么死心塌地做他的情妇，可我没有办法，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对他的热情使他反感。他弄得我生气，但是又毫无办法，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要是他并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这简直是地狱！”[1]
       托尔斯泰认为，“妇女的使命在家庭之内，家庭是妇女理想的活动场所，理想的妇女应该是家庭妇女。”[4]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对于姑母安排的与卡列宁没有爱情的婚姻很厌恶，但在遇到弗伦斯基之前的八年里，她也是一位“好女人”，一个上流社会合格的“贤妻良母”。作为卡列宁公爵夫人，她富贵而迷人，恪守妇道，尽力爱丈夫，教育儿子，是上流社会中“幸福家庭”里的好妻子。从理智上讲，托尔斯泰对抛弃家庭、丈夫、儿子，置传统的伦理而不顾，跟情人出走的安娜是持否定态度的，仍希望其重回家庭。然而作者又是一个“宽恕和博爱”主义者，认为一切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安娜追求自己的爱情又有什么错呢？正如作者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你要这样生活，使任何人都不致遭受痛苦。如果你只有损害人才能获得幸福，那你就放弃幸福吧。”因此，安娜一旦离开家庭，抛弃丈夫，托尔斯泰就让她受尽折磨。一方面，她同情卡列宁痛苦的处境，不能割舍与家庭的关系。文中描写了安娜的一切噩梦，她梦见一个小老头弄一件铁器，正在准备做什么，仿佛是上帝用自己的铁器把这个背叛了丈夫的罪犯打死了似的。另一方面，对待儿子，她怀有强烈的母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1]以前，她把所有的爱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了她幸福、快乐的源泉，用这种母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内心世界的空虚；后来为了弗伦斯基而丢下心爱的儿子，使安娜因为失去母爱的权利而备受痛苦的煎熬。使得她在很多情况下“除了俯首求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致使与她建立家庭的弗伦斯基的热情日渐衰落，直至厌倦，把安娜逼上绝路。这也充分暴露了作家内心的矛盾性。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使他认为安娜是有罪的，他被情欲所困，丧失了贤妻良母的德行，只好让“上帝”去惩罚她。
       当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冲击日甚一日的时候，俄国农奴制的宗法社会摇摇欲坠，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道德标准已不复存在。人们都想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在创作《安娜·卡列宁娜》的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在西方的理性世界中找不到人生的解答，他苦苦思索，只能求助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和他的托尔斯泰式的“善”的思想。安娜也就不免一死。正如列宁所说：“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5]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匡兴.外国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
       陈海燕，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语言与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