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1598）年四月，袁宏道结束了解官吴令后一年多的冶游生涯，到北京改任顺天府教授一职，万历二十七（1599）年三月升为国子监助教，万历二十八（1600）年三月升为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数月后由于兄长袁宗道病逝的打击，上《告病疏》乞归。袁宏道在北京一共两年多的时间，担任教官、主事之类闲职，公事之余以游玩、读书、插花、参禅为乐，亦官亦隐，身心两闲，将自己的居室取名瓶花斋，这时期的作品后来结集为《
瓶花斋集》。
《
瓶花斋集》收录的尺牍共62篇，数量上远远少于《锦帆集》和《解脱集》中的尺牍（共132篇），但从内容上看显得尤为重要。很多人都注意到袁宏道无论是人生哲学还是文学思想在晚期都有较大转变，这些转变在《
瓶花斋集》的尺牍中已稍露端倪。其主要内容有三：言苦乐、参禅道、论诗文。
一、苦不胜乐的闲适生活
闲散的教职一官终于让袁宏道既摆脱了吴令繁忙之苦，又得以混迹江湖，他是比较满意这种闲适生活的。虽说离开了吴中那帮文学上志同道合的友人，且明知“京中有苦有乐，家中亦有苦有乐。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无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闭口不得，家中之苦在开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为佛事”，（《答王则之检讨》）但北京生活“毕竟苦不胜乐。京师朋友多，闻见多，虽山水之乐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则十分倍之矣”。（《与陈正甫提学》）尺牍屡屡提及朋友畅谈之乐和读书创作之乐：
仆近日坐尊经阁，与弟子谈时艺，乐亦不减。阁中有《廿一史》、《十三经》及他书甚多。穷官不必买书，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所可游处，则有北安门湖水及诸梵刹。朋友则有一二小官，斋郎典客之类，绝口不谈朝事者，其胸中又无一段先入意见为主，仆遂得遗形纵舌，不相妨碍。纵彼不甚领略，而仆得大开口，四肢畅适，胜彼擎拳躬身闭吻默坐时多矣。独贫不能致客，觉有不快。（《答梅客生》）
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与李龙湖》）
令公出猎之日，正不肖同诸秀才饮酒烹茶之日也。雪中无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语，席上人同声喝彩，亦自奇快。（《答梅客生·又》）
挥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跃大呼，若狂若颠，非诚不改其乐，聊以宽号啼之妻子也。（《答王百谷》）
但袁宏道所津津乐道的快乐哲学，其内涵于这时期有明显转变。首先，求乐意识为人生短暂的虚幻感所冲淡，不再像吴中时期那么坚定执着。“因思浮生倏忽，真如电火，愁者固愁不得几何，乐者又乐得几何？”（《龚惟长先生》）其次，不再沉迷于酒肉声色之乐，不再追求放纵受用之乐。他在《答顾秀才绍芾》中说：“近日渐学断肉，此亦是学隐居之一端，将欲倂禁诸欲，未免为血肉所使。常自谛观宦情不断之根，实在于此。受用几何，而贪恋如是，吁，可笑也已！”如今的袁宏道视七情六欲为贪嗔，改放纵为忍耐，改受用为克制。“悭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悭贪，若利济，则克却悭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则克却忿嫉之我也。”（《家报》）第三，退而改求稳实之安乐。“不论世情学问，烦恼欢喜，退得一步，即为稳实；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实安乐法门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儿孙能退而不系心否？贪嗔淫绮能退而不作碍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龚惟长先生》）
可以看出单纯言人生苦乐的篇目不多，袁宏道这时期的人生快乐观与佛家思想渊源颇深，《
瓶花斋集》中的尺牍亦多谈禅论道之作。
二、悟修并重的佛学思想
袁宏道在吴中地区曾颇为自负地说：“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张幼于》）并以吴中缺乏可与之参禅论道的同仁为恨。三袁与李贽交往甚密，万历十八（1590）年、十九（1591）年曾先后两次专程前往麻城拜访李贽，当时李贽住在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住持僧无念与他一见如故，甚相契合，二人同属晚明“狂禅”一派。李贽对袁宏道影响可谓深远，二人诗文时有互相称道之语。袁宏道自己说《
焚书》是“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的佳作，袁中道和钱谦益甚至把袁宏道文学开创之功归于李贽异端思想的引导。吴中时期的袁宏道讲“自适”，重“声色”，分明深受李贽自私自利学说和声色情性论的启发。到北京后，谈禅论道的友人多了，且定期聚谈，尺牍中有关佛道的相当多，如《答陶石篑编修》、《答陶石篑》、《答陈正甫》、《家报》、《答顾秀才绍芾》、《答吴观我编修》、《答无念》等十多篇。众多的文字显示袁宏道佛学思想正发生明显变化。
首先，重新审视了参悟在学道中的地位。禅宗在五祖之后分为顿悟和渐修南北两宗，讲求顿悟、不重修持的南宗随着泰州学派的兴起和“狂禅”的盛行，日益受到当时文人的青睐，晚明文人往往纵情声色也不妨碍其参禅论道，他们顿悟即成佛，袁宏道当初也如此。但现在他开始反思，“弟近日始悟从前入处，多是净妙境界，一属净妙，便是恶知恶解。彼以本来无物，与时时拂拭分顿渐优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见耳，尚未得谓之开眼，况可谓之入道与？”（《答陶石篑》）不再认为顿悟高于渐修。悟即成佛，若未悟，则需参，袁宏道却说：“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若禅可参得明白，则现今目视耳听发竖眉横，皆可参得明白矣。”
其次，对修行持戒越来越重视，最终坚决与毁戒言心的“狂禅”告别。“妙喜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答陶石篑》）这或许是袁宏道在吴令任上纵情声色后生了一场大病所得出的血的教训，也或许是《
金瓶梅》读后油然而生的警戒之心。他在给李贽的一封尺牍中批评了所谓参悟的迷惑性，“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虚见惑人，所谓驴橛马樁者也。”并表示自己将募刻流布重修持的佛经《净土诀》，说这是“救世之良药，利生之首事”。（《李龙湖》）在一封给无念的信中，则措辞激烈地表白了自己与“狂禅”告别的决心，也可看出袁氏重修持，并不废证悟。
……远在邓公，虽未必证悟，然一生修行，当亦不至堕落。若生与公，全不修行，我慢贡高，其为泥犁种子无疑，此时但当恸哭忏悔而已。公今影响禅门公案，作儿戏语，向谓公进，不知乃堕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非，发大猛勇，愿与公同结净侣；若依前只是旧时人，愿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戏论，无益矣。……（《答无念》）
第三，略为探究“狂禅”重悟废修流弊形成的原因，认为是阳明心学传播以来儒佛二教合流的结果。“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而滥禅，既则豁渠诸人以禅而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世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答陶石篑》）
三、与时迥异的文学主张
《
瓶花斋集》中有相当多的尺牍是论诗文的。如《答梅客生开府》、《答梅客生·又》、《答陶石篑》、《与李龙湖》、《答张东阿》、《与江进之廷尉》、《答李元善》、《冯侍郎座主》、《答王以明》、《冯琢菴师》、《冯琢菴师·又》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革新诗文为己任，以革新先驱自居，邀约同仁志士革新当时诗文，打算将诗文革新所取得的胜利从吴中地区延续到京都地区。
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答李元善》）
世人蔽锢已久，当与兄并力唤醒。（《与江进之廷尉》）
至于诗文，间一把笔，慨摩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辄，而才力单弱，倡微和寡，当今非吾师，谁可就正者？（《冯侍郎座主》）
其次，多次高度赞赏宋代诗文，推崇欧阳修、苏轼，肯定他们索取得的诗文革新成就。有意识地将宋诗文与当时文坛所标榜的唐诗汉文对比，开公允评价宋诗之先河。
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坡公诗文卓绝无论，即欧公诗，亦当与高、岑分昭穆，钱、刘而下，断断乎所不屑。宏甫选苏公文甚妥，至于诗，百未得一。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唯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怳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其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答梅客生开府》）
弟近日始遍阅宋人诗文。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此语非兄不以为决然也。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至其不为汉、唐人，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答陶石篑》）
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与李龙湖》）
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冯琢菴师》）
再次，继续关注徐文长，认为他是“今代知诗者”，并积极搜索其诗文，为之编撰结集，发布刊行。
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冯侍郎座主》）
徐文长病与人，仆不能知，独知其诗为近代高手。若开府为文长立传，传其病与人，而仆为叙其诗而传之，为当代增色多矣。（《答梅客生·又》）
徐文长老年诗文，幸为索出，恐一旦入醋妇酒媪之手，二百年云山，便觉冷落，此非细事也。（《答陶石篑》）
徐文长，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为一板行。（《孙司李》）
最后，反对摩拟，提倡独创；重无法之法，讲求文章新奇。
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如六朝、汉、魏者，唐人既以为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虽慕之，亦决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答张东阿》）
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冯琢菴师·又》）
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
瓶花斋集》中的尺牍所反映的思想和吴中时期的尺牍相比，明显有两个倾斜：一是话题重心发生转移，由原来的逢人便讲人生受用享乐到现今的以诗文革新事业为己任，更多地宣扬自己与时迥异的诗论主张；二是相同的话题，观点也发生变化。吴中享乐重声色，京都求乐重精神；吴中参禅重参悟，京都悟道重修持。尽管如此，两个时期的尺牍仍有一脉相通之处，那就是反流俗反权威的人格独立意识，敢于与主流话语宣战的豪杰意识，此点在其文论观点上表现尤为突出。
陈娟，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