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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五四”时期觉醒的女性，庐隐和着时代的节拍，用满腔的真诚，呼应“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时代呼声，探索着登上神圣的文坛，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代女作家，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之下“妇女解放”呼声甚高之时，她迫不及待地借助手中的笔，通过渗透自己浓烈主观情感的悲剧小说创作，探索“人生究竟”，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表现女性对人性自由的强烈追求及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彷徨、悲哀，发出自己作为觉醒者，更作为觉醒的知识女性的特殊声音。从庐隐的整个小说创作看，她大量运用日记体、书信体等形式，以鲜明的主体意识进入作品，进入角色，把自己感觉到的烦恼和忧虑、愤世与幻灭真实地再现出来，把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对人世的不满直接宣泄出来，让读者和她一起品尝人生的苦闷，诅咒人世的不幸。可以说，庐隐的作品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的主要不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而是强烈的情感激流。她的小说凝聚着作者的一片深情，以直露热烈的感情之火，心灵的激烈燃烧，震荡着读者的心扉，突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富有浓厚的情感宣泄色彩，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
       在小说创作中，庐隐把热情大量倾注于自我心灵世界的剖白。她借助日记体、书信体等形式，借笔下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女性形象宣示着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但同时又在不得结果的苦闷中彷徨、叹息。在庐隐的4部短篇小说集55篇作品中，日记体、书信体或插有书信、日记的作品就有28篇，中篇《归雁》全部由日记组成，长篇《象牙戒指》、《女人的心》中也夹杂着不少日记和书信。作品通过日记、书信等形式所展示的，既是主人公的心理，也是作者当时对人生、对生活的认识。在庐隐那些感伤的、重主观倾诉、有浓郁浪漫色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那躁动不安、充满生气的心灵，感受到她浓烈情感的淋漓宣泄。
       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表现了女主人公沁芬以死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沁芬在临终时给她的恋人邵浮尘写信道：“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几天后，邵浮尘因受打击而精神错乱。他虽语无伦次，但一直喋喋不休念叨的只是他的沁芬：“沁芬！你为什么爱他？……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你喜欢吗？哼！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只是一个罪人——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不！不！我不相信！啊呀！这腥红的是什么？血……血……她为什么要出血？哼！这要比罂粟花好看得多呢！”最终，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也离开这世界，随他的爱人而去。尽管主人公这种抗争显得软弱无奈，但充分暴露了封建伦理的罪恶，也传达出作者鲜明的立场和愤激的情绪。《或人的悲哀》用九封书信描绘了多愁多病的年青知识女性亚侠浮沉于爱情与人生的大海中，为探索人生的究竟而殚精竭虑，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内心苦闷彷徨：“哎！何苦呵！我们这些人，总是不能安于现在，求究竟，——这于人类的思想，固然有进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人间实在是虚伪得可怕！……人类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们要是喜欢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件东西为己有！”“这时的心，彷徨到极点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结果呢？”“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间游戏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凄之感！”她终于在身病、心病交加中痛苦至极而坠湖自杀。《丽石的日记》中，女主人公丽石受“五四”思想的洗礼，试图保持独立的自我，渴望真正的爱情而不得，又从朋友雯薇等人的婚姻中看到了失望和无聊，便逐渐产生变态心理，走进了同性恋的死胡同，决心与女友沅青共度百年：“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沅青她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唉！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为自己而生，我实在是为她而生呢。”在沅青听从家人安排离开了丽石去天津读书（实际上是为了与她的表兄接近以培养感情）后，丽石消沉到极点，最后抑郁而死。《胜利以后》借助书信描写了沁芝、琼芳、肖玉、冷岫等一群知识女性，当初她们为恋爱婚姻的自由“和家庭奋斗”，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而勇往直前，奋斗的结果是获得了爱情的胜利，从形式上赢得了个性独立，然而，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幸福，而是在胜利以后很快就产生了失望和幻灭感，如沁芝在给琼芳的信中说：“想到以往的种种，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问题算是解决了，但人决不是如此单纯，除了这个大问题，更有其他的大问题呢！”“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呢？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过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实的支配，超越人间的乐趣……只有长待大限到来，方有驻足之望呵！”她们只能“强自为欢”，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消耗时光。《何处是归程》再现了当时已走进家庭的知识女性沙侣对生活所产生的困惑：是抱定“独身主义”去消极地抵抗不可知的命运？还是把生命、精力消耗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满足于做一个有知识的新式太太？人生太复杂，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哪里是身心之该归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地收束了，事业兴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这原来都是女人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地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当朋友以婚姻作归宿来安慰她时，她说：“归宿——我真是不敢深想，譬如坑洼里的水，它永远不动，那也算是有了归宿，但是太无聊而浅薄了。如果我但求如此的归宿，——如此的归宿便是人生的真义；那么世界还有什么缺陷？”
       庐隐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十有八九是沉沦在悲哀的心海里——尤其是沉沦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里”（庐隐《彷徨》）的知识女性，作者一直试图为她笔下的人物确定一个目的地，但却一直没有做到。最后，这些人生路上无目的可寻的人们，终于被磨掉了身上所有的锐气，在灵魂的极度疲惫中消失了。作品中人物都是在作者的环境和思想感情氛围中孕育而成的，加上庐隐总是与人物站在同一认识层面，并采用直接宣泄情感的写作手法，使读者能明显感觉到作者和她所创造的人物一起流泪、感伤、彷徨、苦闷，也和她们一起诅咒、反抗、追求，尽情地表白自己的觉醒与苦闷、追求与迷惘、激愤与感伤、抗争与颓唐。我们通过庐隐的大量作品，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中流贯着作者的情感激流，还可以看到作者在对小我、自我感情的抒发中所展示的女性的尊严和人格价值。
       二
       庐隐小说之所以呈现出鲜明的情感宣泄色彩，与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更与她自身的性格和自觉的审美选择有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思想被封建专制文化严重桎梏。历史推进到“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一批深受西方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学说影响的文化先驱，怀着强烈的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忧患意识和激进的变革意识，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的激烈反传统的精神, 争相发表文章，批判旧的文化传统，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用他们的智慧之声召唤着在茫茫黑夜中或艰苦探索、或随波逐流的人们。在“人”的发现的大背景下，首先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从封闭式的传统意识中超越出来，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开始反叛传统，张扬个性，追求人性自由。许多作家在人性意识觉醒后，压抑在心头的由于强大的现实力量挤压所造成的巨大痛苦需要传达，需要宣泄。因此，不少作家提倡从作家切身体验出发进行创作，以自由地表达情感为准来选择作品表现形式。尤其是创造社，更是推崇情感宣泄，强调主观抒情，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实，“五四”启蒙运动虽以科学理性为准绳，但更多的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非理性的情感在起作用，这对文学创作也有直接的影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先驱们在文化范畴上提出了“妇女解放”这一命题，并且这一思想很快深入人心，它唤醒了千千万万女性对新生活的强烈向往和对旧生活的彻底否定，社会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特别是知识女性自身，对其生存价值、独立人格有了新的认识，树立了坚定的生活信心，甚至她们纷纷登上原属于男子专有领地的文学殿堂，开始舞文弄墨，在新的领域中挥洒自己的才智，借助作品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宣泄自己的主观情感，与男子一道为新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庐隐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这种在小说创作上重主观抒情、直接宣泄情感的审美选择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是作者自身性格的折射与体现。庐隐人生经历复杂，坎坷痛苦的生活经历在她内心积淀深厚，促成了她敏感、独立、直爽、感情热烈的性格。她出生于福建前清举人之家，自幼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因她出生之日正值外祖母去世之时，思想守旧的母亲便视她为灾星，很快把她扔给乡下的奶妈抚养。六岁时父亲病逝，她随母亲投奔在北京当官的舅父，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身为女孩，加上脾气拗傲，深受孤独寂寞之苦。为了摆脱“童年的厄运”，她靠自己奋斗考进北京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学，继而考取该校的师范预科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成年后，为了自强自立，她常年飘零流徙，在崎岖的生活旅途中挣扎，更多地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和丑恶。“五四”运动爆发时，庐隐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深造，她很快接受各种新思想的洗礼，开始关注社会，探索人生。她亲眼目睹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切身体会到生为女儿身的痛苦无助，在积极探索社会和人生的过程中，总“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庐隐自传》）最终，她找到了借助小说创作来倾吐心声的突破口。她坦白地将一个女人内心最隐秘和最真实的需要和愿望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作为女性的特殊声音，表达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宣泄自己的主观情绪。可以说，庐隐最初提笔为文，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主要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情绪，排遣心中的郁结。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历经不幸，尤其是与之相濡以沫的丈夫郭梦良的突然病逝，使庐隐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上，是渲染着更深的感伤”（《庐隐自传》），她将满怀的忧郁悲哀注于笔端，并直接倾泻在作品中，尽情地宣泄她的痛苦和忧伤。直到1929年结识青年诗人李唯建并很快与之发生热烈而浪漫的恋爱后，庐隐的心情才得以好转，而在创作上她依然坚持所惯用的重情感宣泄的手法，表现出忧郁感伤的情调和浓厚的自传色彩。
       庐隐小说呈现出情感宣泄性特色，也是作者的文学观的直接体现，是作者清醒自觉的审美选择的结果。她虽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但明显受创造社文艺思想的影响，她主张一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提出“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藉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她说她的创作是“激情于中，自然的流露于外，不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总而言之，心声而已”。她为了更直率地表露自我，更好地表达自我主体意识和个体情感，在小说的组织形式上，她有意识地借鉴了外国近代小说的艺术结构，将书信体、日记体结合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作为其小说表达的重要手段，把自己对社会的义愤，对生活的看法、评价，都注入作品中，融入形象中。因书信体和日记体都包含了叙事者的自我告白，而这种自我告白的话语形式，便于表达出人物的内在意识，展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挖掘潜藏在人物心底的秘密，同时也更容易使创作主体直接介入作品，可以借助作品直接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情绪，最能直抒胸臆。使用第一人称，不仅使故事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且往往被叙述的主人公与作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作者感同身受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并且为之哭诉，为之悲愤，为之争鸣。庐隐自觉地把主观抒情当作文学创作的基本标志，通过宣泄方式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感、认识。
       应该说，庐隐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情感宣泄色彩，虽然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品应有的思辨性和理性说服力，采用日记体、书信体形式也在反映社会的广度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于释放负载着千年重压的女性灵魂，宣泄她们在动荡、变革的外部环境中的内心躁动，有着特殊的便利。事实上，作者以其特有的女性气质，加上擅长于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的表达，为我们造出了一个深情的主观艺术世界，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作品给我们提供的认识天空虽然不大，但其中蕴涵的真挚情感和不懈探索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染和感动，它们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认识和审美价值是勿庸置疑的。
       李国英，女，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