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堪称人格魅力的典范。他为人正直、随遇而安、才气横溢，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歌女、农夫，都为之倾倒，甚至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赞叹不已。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著，张正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5页）那么，是什么成就了苏轼的“不可无一难能有二”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高洁的品格
苏轼幼年时候，就显露出了早熟的个性和远大的志向。七、八岁读乡学时，有人从京城给他的老师带来一本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苏轼从旁观看，对书中所歌颂的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家十分钦羡，连他的老师都感到惊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胸怀竟如此高远！”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一次，她给儿子读《
后汉书》中的《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而被杀。苏轼听罢问道：“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于是苏轼“奋励有当世志”。在幼年时期，苏轼受到了较深的儒家正统教育，为以后的“以身许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及至成年，苏轼为官耿直正派，反对唯唯诺诺、迎合虚浮的作风，这使他在政治上历尽了坎坷。苏轼入仕不久，便遇到了王安石为挽救宋王朝的日益颓败而进行的大改革。改革派本想通过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颁布了很多法令，但他们的做法太过激进，没有丝毫的过渡。作为改革标志的《青苗法》实施后，农民生活越发清苦，本已动荡的社会局面更是雪上加霜。苏轼刚开始时支持改革，但看到改革后的人民生活更加苦难，心里非常难过。在《吴中田奴叹》里，苏轼记录了自己在湖州劝农时，看到江南农民在遭灾后，还必须把仅剩的少量粮食，拿出来贱卖缴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王安石的变法中，到处都是好官，农民却一天比一天难过。正因为苏轼敢说不昧良心的真话，不趋炎附势，他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有政见不合之处，两派都容不下苏轼，最终他被贬出了京城。
经历“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了当时极为贫穷的黄州，做团练副使。黄州地方有一陋习，就是家中的孩子一旦超过了两男一女，再生下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就得扔进水里淹死。这种做法一来是因为生活贫穷，难以抚养，二来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所致。这种骇人听闻的恶习令苏轼极为震惊，他一面给当地长官写信，建议官府下令严禁溺婴，一面和朋友一起出钱创办育婴院，养育弃婴，为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思想的解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北宋后期政局更为腐败，官场倾陷成风。一些士大夫为了争权逐利，不讲操守，有的揣摩当局心意，曲意迎合。如苏轼被下狱时的宰相王圭在苏轼被捕后，为了讨好皇帝，硬说苏轼的《咏桧》诗对圣上有不臣意，连神宗皇帝都觉得太无根据。司马光被起用后，一些台谏官又都围着司马光转，看到苏轼同司马光有了分歧，便“逆探光意”（《杭州召还乞郡状》），对苏轼吹毛求疵。苏轼认为这种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做法是可耻的。他赞成个人要独立思考，不能随声附和、看风行事。“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送李公恕赴阙》）这有力的诗句表明了他刚直的品操。对于上级乃至皇帝，他也反对阿谀逢迎。苏轼很崇敬老师欧阳修“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居士集叙》）的高风亮节，他曾向朝廷提出：“臣闻圣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可，不可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惟，足以丧邦者也！”（《辨试馆职策问札子》）
晚年时期，苏轼被一贬再贬，已是花甲之龄，他依然深深受着海南岛这块“蛮荒之地”，深爱着在此居住的黎民亲友，并尽可能把个人的心血浇铸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他介绍先进的农耕方法，破除迷信，开凿井泉，散发药剂，提倡民族平等观念……高唱“余生欲老海南村”（《澄迈驿通潮阁》），在最后北还时甚至写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不朽名句。在这个中原文化波及不深的地方，苏轼创办乡学，亲自为当地学子授课，向朝廷大力推荐优秀人才，这些为当时还处于“文化沙漠”的海南带来了人文的气息，更为海南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二、博大的胸襟
苏轼生活在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北宋时期，是一位乐天旷达的名士，他一生多次遭遇政治迫害，约近四十年中，几乎每隔两三年乃至几个月即“补外”或被贬逐一次。他虽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活，但他却能安然处之，旷达乐观，随缘自适，这也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平生傲忧患，久矣恬百怪”。（《十月十二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在出狱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他首先唱的是：“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防员外置。诗人例坐水曹郎？”（《初到黄州》）他觉得，诗人当这个水曹郎又有什么关系呢？大自然的恩赐是无私的，能让你处处尝到美味佳肴。紧接着，他筑雪堂，作《雪堂记》，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表现了自己谪居之后做个快乐散人的处世态度。客告主人以散人之道曰：“夫禹之行水，庖丁快刀，避众碍而散其循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枥。以至刚遇至于柔，故未尝见全牛也。”文中表现的刚柔相济思想，乃是自古英雄成大业者所必备之修养。顺乎自然，以至柔弛而刚，苏轼就能达观地面对常人难以克服的政治灾难。
岭南自古贫瘠，被认为是瘴疠蛮荒之地。苏轼于晚年来到此地时，又高唱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在惠州竟能天天啖食鲜荔枝，比起朝中要优越得多了。他晚年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后，曾以戏谑的口吻说到：“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食蚝》）他乐天安命的旷达情感，是朝中龌龊之人所难理解和做到的。《定风波》应是最能反映其旷达态度的代表之作。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从词序所述情况来看，他们遇到的雨应该不小，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被词人“穿林打叶”四字轻轻带过，“莫听”、“何妨”更给人以意态潇洒、悠然信步之感。下句中的手拄竹杖、脚穿草鞋固然是沙湖道中遇雨的东坡居士形象，同时更是惨遭诬告流放黄州的词人自画像，他认为，“竹杖芒鞋”比达官贵人的骏马还要轻快自如，以形象且诗意的语言一下子就把眼前之实境描写放扩为整体人生态度的光辉写照。整个上片以实境写雨中，下片则写雨后并设想厄运之后再回首反思时的心态：料峭的春风伴着雨丝吹醒了诗人的醉意，他感到了几分冷意，突然，雨后天晴了，迎面而来的是落日山前，一夕晚照。等到再回首展望，当时咄咄逼人的风雨云烟，已为乌有，尤其是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更能使人品味到东坡特有的禅宗式顿悟。
三、真挚的情感
苏轼是一位具有旷世奇才的伟人，同时也是一位普通的凡人，有着常人所共有的情感。与古今圣贤相比，苏轼的情感更丰富，更能以人性化的特点征服每位读者，从而成为人们为人处事的一面镜子。
（1）亲情
亲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情感，但由于父母过早离世，苏轼对父母之情并没有太多的表述遗留下来，倒是他同苏辙的兄弟情，最令他回味、珍惜。
苏辙是苏轼唯一的同胞弟弟，兄弟感情从小就很好，经常彻夜长谈。作为兄长的东坡很爱护弟弟，在兄弟俩丧母离乡而又面临分别之时，苏轼写出了能标志其为超一流大诗人的首篇诗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子由诗原作如下：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其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稚马但鸣嘶。
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以真挚的情感而动人，写出了兄弟相别的孤独心情，更从一次具体的人生经历中，生发出了对人生离合的哲理性体验。在“泥、西、题、嘶”的旋律中，既表明了自身的为人处事之风，更给弟弟以榜样的力量。其中更是将具体场景与抽象的概括融为一体，格调高雅，可谓千古绝唱。
（2）爱情
如果谈爱情婚姻生活，苏轼并不是一个完人。处在宋代纳妾、携妓颇为风行的社会环境中，他亦曾有过一些风流韵事，这在民间传说中有一些半真半假的记载。但整体而言，苏轼对待爱情婚姻还是较为严肃质朴的，他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尽管他不止一个妻子。
东坡的发妻王弗，漂亮、温柔而又富有文采，与丈夫心心相印。可是，二十六岁时王弗突然病逝于汴京，苏轼悲痛万分，在王弗坟前长叹痛哭：“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祜！”就这样，东坡与王弗沉痛地诀别了。十年后，正当调知密州的苏轼在孤寂失意的日子里，忽然在梦中与爱妻相会了，醒来却是一场空梦，他流着眼泪写下了这首哀婉凄恻的千古绝唱《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里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经历十年沧桑后，苏轼还在梦中见到他的妻子，可见东坡对其亡妻的怀念是多么深沉而绵长。人死不能复生，“生死两茫茫”，但苏轼对亡妻的思念并没有因为生死之隔而断绝，十年当中苏轼都一直“不思量，自难忘”。亡妻毕竟不能作为苏轼倾诉的对象，“无处话凄凉”之余，苏轼只有把对亡妻的思念以及自己的苦闷寄托于梦中。单从情感的真挚来看，大概只有西方弥尔顿的《悼亡妻》可以与之媲美。
苏轼的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和王弗一样谨慎、质朴、贤慧，对苏轼的关怀无微不至，苏轼对她也极恩爱，在诗文中都对她有过描述。但王闰之跟随苏轼走南闯北、相夫教子近三十年后，于四十七岁时卒于京师。对于王闰之的亡故，苏轼悲痛万分，他发自肺腑地祭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愧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祭亡妻同安郡文》）
苏轼的第三位妻子王朝云本是歌女出身，但东坡疼爱朝云，视朝云最为知己。《西江月》、《蝶恋花》等均是苏轼歌颂其美貌和高尚品格之作。但到惠州以后，朝云患上了瘴疫。病情危急，苏轼只有放下所有的事情，托门生、朋友带来许多珍贵药材，亲自为她煎药，喂她喝药，但已无力回天。朝云死后，苏轼亲自撰写《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来表达对她的怀念。有一则材料说，苏轼曾经写过这样的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其情之真，其意之切，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以情感真挚，语言朴质表现出了特有的高尚的文风和人格，打破了文人艳词的红香翠软、华靡纤弱、内容贫乏的弱点，这在男女地位极不平等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3）友情
苏轼一生爱惜人才，广交朋友，而且心胸豁达，待人朴厚真诚，可谓朋友遍天下。但宦海浮沉，官场常有不测。他与朋友也常因升迁、贬谪而辗转江湖。所以，苏轼十分珍重朋友间的欢聚与重逢，一旦与朋友分别，怅然之绪便油然而生：“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想秦川去。”（《渔家傲·送张元唐省亲秦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浣溪沙·重九旧韵））其惜别之情深致精微，可见苏轼对友情的珍重。分手后，他更一往情深，每当想念朋友时，总认为朋友也一定在思念自己：“凭杖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当朋友因长年漂泊异乡而忧思时，他写词予以开导：“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只要清除世俗之念，纯于一心，忘却个人的开沉得失，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苏轼这种通达的观念和对人生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思辨力量，能给朋友以情绪上的鼓舞和哲理上的启迪。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不仅对朋友厚诚豁达，在对待受侮辱、被损害的歌妓们也能平等相对，并寄予深切同情。当他将她们的命运与自己四处飘零的坎坷一生联系在一起时，往往引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在《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一词中，他更是劝歌妓们不要再哭泣，留下点泪水，好在下次的重逢中有些许的留恋。他把殷勤离别的佳人，看作比旧交新贵更值得交往和珍贵。假如没有朋友之间的深切了解和真诚信赖，怎么能写出如此深情厚谊的词句？
四、执着的追求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尽管他在有些方面表现出了佛老的超脱，但归根结底，苏轼是执着的。
东坡出生于一个具有儒家传统的家庭，入仕以后，苏轼因自己反对激进改革的诗文被政敌抓住了把柄，诬陷为“玩弄朝廷，妄自尊大”，差点死于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面对着李定等人在狱中的严刑拷打和人格侮辱，苏轼高昂着头颅，宁愿以死来表达对自己对真理的追求。
在贬谪黄州所作的《与李公择书》中，苏轼执着道义、坚持真理。在《雪堂记》、《纵笔》、《与参寥子书》等许多作品中都能发现诸如此类的执着，这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人所难以做到的。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儋州，在游览当地名山儋耳山后，写下了著名的《儋耳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进是补天余。”正如诗中所写，儋耳山和道旁石，都有补天之才，却被弃置不用；惟有其孤峰独立，高撑天空。用一赞一叹的方式，写出了诗人自己被排挤打击，无法为朝廷立功，为社会出力，壮志未酬，流落天涯，但仍坚强不屈，像“道旁石”一样，保持着刚直独立的人格气节，要在新的职位上，继续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苏轼作为一代文宗，是一位旷达无双的诗人词文赋、书法、绘画、皆一流的全能作家，尤其是他那豪放坦诚、胸襟博大的个性，雍容旷达、超迈乐观的情怀和堂正做人、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为后世的文人士子所景仰。
赵艳，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