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它以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显示了三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绩。瞿秋白热情地肯定了《子夜》在当时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度，指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它不仅标志着茅盾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而且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其贡献除了在题材、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开拓性成就外，更主要的是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而出现在《子夜》所描绘的这幕历史悲剧中的主角吴荪甫不是那种平凡的、胆小保守的人，而是一个有魄力、有胆识的野心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他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的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样，现代意识是现代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吴荪甫作为活跃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形象，其思想意识自然具有了现代色彩。纵观其创业过程，表现出其突出的现代意识：可贵的民族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开明的用人意识。本文将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可贵的民族意识是吴荪甫现代意识的核心部分。在拍电影《子夜》时，茅盾曾对导演说：“要突出吴荪甫和赵伯韬的不同，他原是有民族意识的资本家。”这也正是吴荪甫能够打动人的重要原因。我认为从《子夜》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吴荪甫的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表现在他的事业理想上。吴荪甫曾游历过欧洲，钻研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管理企业的先进的专门知识，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感染，不是那种“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他的眼睛永远不倦地注意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望着政治。但是为了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并不为贪图国外的舒适生活而留在他人的国土上，而是怀着一颗蓬勃的事业心毅然回到了政局黑暗混乱、经济萧条落后的祖国，并且为振兴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而主张“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
       他对企业抱有远大的理想，欲走“实业救国”之路。他要用自己在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上所具有的丰富知识以及联合其他的民族资本家来摆脱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的控制，走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他在家乡十几万人口的双桥镇上经营电厂、当铺、钱庄、油坊、米厂、布店等，并想在那里建构一个“双桥王国”，但十几万人口的双桥镇并非理想的选择。他又在上海开设裕华丝厂，凭自己的魄力和手腕使得这个规模较大的厂，成为当时上海丝业界首屈一指的骄子。当范博文问他为什么要办丝厂时，他回答说：“中国的实业能够挽回金钱外溢的就只有丝。”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反映出了吴荪甫在乎的并不是个人的利润，而更主要的是如何能够挽救中国的实业。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和王和甫，孙吉人等同道们竭力创办益中公司的真正动因，不仅是想通过操纵这个公司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憧憬：“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想使这些工厂生产的灯泡、热水瓶、阳伞、橡胶套鞋“走遍全中国的穷乡僻壤”。而且想通过大规模地发展企业来振兴民族工业。当他们的丝厂处于困境时，他仍有坚定的信心：“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是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中国工业就一定有希望的！”毫无疑问，这种忘我的实业救国，这种企求民族自强自立的爱国意识，直至今天仍然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第二，表现在他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家的斗争上。赵伯韬是美帝主义的掮客，他背后有美国金融资本家撑腰，同时又和封建军阀、官僚、政客有着密切联系，他对吴荪甫事业的破坏，不单纯出于金钱利害的考虑，而是涉及到了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了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面对赵伯韬金融资本吞并工业资本的残酷现实，吴荪甫义愤填膺：“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已！”这与赵伯韬“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的洋奴口吻差别是何等之大！吴赵之争集中表现在公债斗法上。吴荪甫本来鄙夷公债投机，最后却一反常态钻进了公债市场，这是因为，倘若不在公债上打败赵伯韬，也就不能站住自己的脚跟，无法发展自己的企业。因此，吴荪甫把益中公司完全造成了一个反赵的大本营，企图在公债市场上一举击垮赵伯韬，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控制。在斗争中，吴荪甫的态度异常坚决，即使在公债斗法处于极端不利时，仍不怕赵伯韬的威逼利诱，对这个走狗兼败类进行无情讽刺，并把出盘的八个厂的钱和自己丝厂及住宅的押款作为决斗的赌注，不惜血本地押上一切，他要背水一战，为自己的事业，为中国丝业，也为民族的工业作最后的挣扎！虽然最后吴荪甫以惨败告终，但他发展民族工业的强烈愿望和反帝反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同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他的民族热情和爱国意识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历史的升华。
       第三，表现在与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上。亦即是与米吟秋、陈君宜等人的关系上。对于这许多人认为吴荪甫是一个“贪婪”“不道德”的资本家，是“扼杀中国中小民族工业的刽子手”。这种论断是有失偏颇的。当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绞杀下，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江河日下的民族工业，以实业救国的吴荪甫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看到朱吟秋、陈君宜这些“庸才”把工厂“弄成半死不活”，即将走上“盘给外国人”的绝路时，便毫不怜悯地把它们拿到自己的“铁腕”来，决心凭自己的雄强实力和超人才干担负起维持、振兴危难民族工业的艰巨责任。这不但救活了这些工厂，而且也增强了他同买办势力抗衡的实力。这种兼并的作法，对于集中民族工业的力量以对抗买办资本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贪婪”或“不道德”，而是其民族意识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吴荪甫这种可贵的民族意识在今天仍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现今，某些国人仍崇洋媚外，有的商人公然打着“共存”、“共荣”的公司招牌不以为耻；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出国访问中出卖国格人格，凡此种种，都是民族意识淡薄的表现。对此，吴荪甫不失为一个榜样，那些民族意识淡薄的人应为之知耻。
       二
       如果说民族意识是吴荪甫现代意识的主轴，而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则是其现代意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作为一个有名望的现代企业家应有的基本素质，是他最初在丝业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曾游历欧美，学会了一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本领，感受了西方企业间的残酷竞争，成就了他将来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他在家乡双桥镇拥有主宰当地一切财权的钱庄、米厂、油坊、当铺和田地；在上海，有经营得很好的裕华丝厂。这一切都说明他具备了在企业界竞争的实力，即竞争的能力、魄力和财力，这也就造就了他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所以，在其它丝厂纷纷倒闭时，靠着他雄厚的资本、灵活的手腕、实干的精神、强烈的竞争意识，吴荪甫的厂境却较好。正如文中写道：“在四五个月前，厂境尚未猛跌的时候，吴荪甫不是抛售了一千包洋庄么？因此，在目前丝业中大家都想停工的时候，吴荪甫是在赶工交货的。”这就是其强烈的竞争意识使然。
       凭借吴荪甫的实力，他渴望自己的事业蓬勃发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只有积极的金融竞争，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才有保证。为此他吞并了米吟秋的丝厂，和王和甫、孙吉人等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建立、保存和发展自己的金融机构，并一口吞并了八个日用品厂，以此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这在他看来既可以在与外国商品竞争中有利可图，又能直接打击外国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此后，吴荪甫满怀信心，准备在市场竞争中一显身手。“他们又准备四十多万资本在那里计划扩充这八个厂。他们将使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全中国的穷乡僻壤。他们将使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小工厂都受到一个致命伤”。这里，我们看到的吴荪甫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很有竞争意识的实业家。
       可以设想，象吴荪甫这种精明能干的资本家，假如是生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他是不会满足于这样几个制造轻工业品的工厂的，凭着他的才干和魄力，他很有可能成为某种企业的巨头。假使他是在今天，他发展民族工业的愿望便会如鱼得水，加上他会经营，会管理，会用人，他的企业定将会成为国家的支柱企业。然而，吴荪甫是生不逢时，他和那些中小企业家都面临着同一种性质的困难，这便是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吴荪甫遇上了美国资本做后盾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由于军阀混战，吴荪甫的那八个日用品厂的产品找不到销路，由于赵伯韬的作梗，吴荪甫在公债市场的竞争中屡屡失败，日益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他惨败在公债市场上，走上了全部破产的道路。吴荪甫及其民族工业的破产、失败，并不是他缺乏竞争实力和不善管理，而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正如瞿秋白所指：“以吴荪甫那样刚强自信的人，结果都使他的企业失败，这原因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
       吴荪甫是失败了，但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在发展民族工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竞争意识无疑是今天的企业家可资借鉴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仅敢于竞争，并且善于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他做事讲效率，又善于重用人才，既有先进的管理技术、灵敏的经济头脑，又有勇于竞争的超人胆识和发展民族工业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雄心。所有这些在今天都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必备的。
       三
       开明的用人意识是吴荪甫现代意识的第三个方面。所谓：“为治之道，莫先于用人”；“治天下才，以人为本”等，都是从国家治乱兴衰的角度看待用人问题的。现代企业管理学中，用人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管理学上讲的用人，是指用一切人，即把每一个人放在适当的岗位上。实践证明，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身体力行地干多少事，而在于他能把组织中的每个人作出合理的安排配备，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力，保证企业机制的正常营运。吴荪甫作为裕华丝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深谙这一用人之道的。
       作为一位企业家，吴荪甫十分看重人才。他最看不起朱吟秋那样的庸才，认为朱吟秋心太狠，又太笨，不会管理工厂，“不配干什么企业”。吴荪甫喜欢同他一样的人共事。当初次见到孙吉人，并听了他关于办银行的高见时，吴荪甫只觉得遇到了一个“同志”，因为孙吉人的脑袋里怀着那样“高瞻远瞩的气魄”。吴荪甫和孙吉人他们收买八个厂时，吴就注意到从八个厂的旧经理中选择几个臂助，并打算训练一批精干的部下。他认为，只有有了“高瞻远瞩的气魄”和铁样的手腕，并且有忠实精干的部下，这样才能应付自如，所向必利。企业内部管理人才是如此重要，而现有的部下却很使他失望，象莫干丞一类人，完全是脓包，只配在乡下收租讨账，管车王金贞和稽查李麻子则只会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他之所以用他们，只是因为无人可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屠维岳的出现，使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位精明能干的管理人才。“他喜欢这样镇定胆大的年轻人”，并且立即拔用，委以重任，把他放到了厂总管的显要职位。贾谊说：“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人。”吴荪甫深有此感。诚然，屠维岳也不过是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的一条走狗，然而，只要我们不是从狭隘的阶级观念出发，而是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去看问题，那么吴荪甫重用屠维岳不愧为英明之举。工厂罢工的平息即证明了这一点。从对屠维岳的重用中不难看出吴荪甫的一些用人意识：第一是唯才是用的用人观。“有本事的人，我总给他一个公道。”吴荪甫这句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我们不难看出，他脑子里装的是现代那种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思想。对前来谋事的吴为成和马景山也是量其能而加以任用。第二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尽管他开始对屠维岳寄予厚望又有疑窦，但后来是充分信任了的。当然，完全放弃也不可能，因为吴荪甫是一位极富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第三是在用人艺术上吴荪甫运用了适度超脱的技巧。“超脱”就是将部分权力下放于人，而自己由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权力的督察者。吴荪甫适度超脱的境界就是“以静制动”。一方面，他要莫干丞暗中监视屠维岳，另一方面是“用自己的眼睛去查察这位可爱又可怕的年青人”。既授权给屠维岳，又加强对他的“宏观调控”，从而使自己从工厂里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益中公司的业务开拓和公债市场的竞争。吴荪甫对屠维岳既委以重任又在具体领导上适度超脱，不能不说是一高着。尽管最终屠维岳未能帮助吴荪甫平息工潮，但这是时局使然，并非是用人不当。
       吴荪甫的这些用人思想和用人艺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前，有的企业领导人不是任人唯贤，就是搞裙带关系；有的是任人唯钱，谋一已私利；有的则大权独揽，事必亲躬。这样的领导与吴荪甫比起来是很可悲的。
       综上所述，可贵的民族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开明的用人意识构成了吴荪甫现代意识的主要内容。吴荪甫身上这种浓厚的现代意识的呈现，不仅表明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管理经验已达到一种较高的程度，同时亦隐含着作家对一代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理想的肯定，对一种理想式的资产阶级王国的革命想象。而这一现代意识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依然是深富启迪作用的。
       参考资料：
       《茅盾——“人生派”的大师》黄侯兴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茅盾的创作历程》庄钟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茅盾研究资料》孙中田、查国华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王昭，湖北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